【乐怀居旭峰乡土记忆系列】炕桌的委屈
炕桌的委屈奏一个炕桌，有啥可说的呢？欸，我家的这张炕桌，还真有点说头。
解放前后，我父亲在渭河北岸的兴平县做生意，开了一家京货铺子，主要经营布匹、丝 绸、染料这些关乎乡城里外穿衣度用的东西。谁家织布不用染料？谁人穿衣不用布匹？哪家红事不用丝绸锦缎？用量之大，是今人难以想象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真是把钱挣了。
可奈时候我们家大业大，父辈弟兄八人，伯父是一家之主，也叫“当家”。父亲挣回来的钱，全都交给伯父，用来添置车马牲口、农业生产资料以及家庭日用，给众弟兄盖房、娶媳妇。炕桌，便是家里最体面的物件。
听父亲说，我们这一大家子人，是1954年才分的小家。分家时，除了房廊屋伸就是锅碗瓢盆、镢头锨锄、笸篮簸箕、筛子斗、镰肘子、 刃片子、辘辘井绳、桶石、搭钩、谷杈、四股杈、六股杈、搅麦耙耙子、磨刀石等等之外，最值钱、最洋气、最拿得出手的，就是这张精美的炕桌。
这炕桌是父亲在兴平县家具店特意订做的，方方正正，榫卯结构，用黑生漆油刷。往地上一放，敲上去声音浑厚，如同鼓声，人见人爱。当年是伯父套上牛车，去兴平县拉盖房材料时，顺便把它拉回来的。
分家时，几位叔父都盯着这张炕桌该分给谁。虽说“挣家不停，分家要停”，可终究还要看对家里的贡献。伯父作为一家之主，开口道：“这炕桌谁也嫑争，你们争也是白争。咱家日子能过到今天有个气色，老四（我父亲）功不可没。再说老四朋友多，在外头拉扯大，家里常来客，把炕桌分给老四，这事我做主。”叔父们虽然拗不过伯父，心里却多少还有点小九九。奏这样，炕桌分到了我家。
这张炕桌，在我家确实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尽管日子艰难，可父亲极爱面子，隔三差五总要在家待客，炕桌必不可少，我站在边上给客人递烟倒茶。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总在炕桌边把菜炒好、摆好。在一个农民家庭里，这张炕桌接待过西安石棉厂外协科长刘永海，也多次接待过长安县郑明芳副县长，这些客人的到来，顿感蓬壁生辉，给人一种“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之悦。这都是父亲几十年来经营家庭为人处世的骄傲。
1964年社教运动，重新划定阶级成分。因诸多缘由，父亲成了打击对象，族里人人自危。七叔父竟以“分家时父亲多占了一个炕桌”为由，向工作组告状，无中生有，还说父亲用这炕桌招待过多少“带资本主义尾巴”的人。
七叔父本是双目失明，恰逢运动，真是“瞎子坐席，不在嘴脸上瞅”。当然背后的缘由，自然不言而喻。
母亲为了让瞎子老七别再胡捏乱造，求他看在几个侄娃子的份上，竟给瞎子老七跪了一夜，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母亲那一头乌黑的头发，也像那鱼肚白一般，一夜全白了。
这炕桌传到我手里，又用了许多年。可在那些年月里，它仿佛总带着一丝自卑，默默诉说着因它而带给父亲的灾难……
我对炕桌说：你没有错，不必委屈，不必自卑。要怪，只能怪世事无常，人心莫测啊。
撰文/卫旭峰
校对/任伯绳
编辑/卫旭峰
图片由Al生
2026年03月27日于云海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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