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史记》犹如一座突兀的孤峰，以其独特的文学光芒照耀千古。司马迁不仅是一位严谨的史官，更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将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学的艺术性完美融合，创造了传记文学的典范。《史记》的文学性不仅体现在其叙事艺术、人物塑造和语言风格上，更在于司马迁将个人情感与历史评判融为一体，使冰冷的史实获得了温暖的生命力。这种文学性不是对历史的装饰，而是对历史本质的深刻揭示，它让《史记》超越了单纯的历史记录，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与精神图腾。 《史记》的叙事艺术展现了司马迁超凡的文学构思能力。他打破了传统编年体的束缚，创造性地运用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相互配合的叙事结构，如同一位高明的建筑师，构建起一座错落有致的历史殿堂。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以"鸿门宴"为叙事焦点，通过场景的精心设置、对话的巧妙安排和细节的生动描写，将这场决定历史走向的宴会刻画得惊心动魄。范增"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的细节，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紧张氛围，刘邦借如厕逃遁的机智，这些文学化的处理不仅没有损害历史的真实性，反而让读者如临其境，更深刻地理解了历史的复杂性与人性的多面性。司马迁善于运用插叙、倒叙等手法，如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先写完璧归赵，再回溯蔺相如的出身，这种叙事顺序的调整增强了文本的戏剧性和可读性，体现了高超的文学驾驭能力。 《史记》的叙事艺术还体现在其独特的时空处理上。司马迁常常打破线性时间的限制，采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事方式。在《高祖本纪》与《项羽本纪》中，他将同一时间段内发生的不同事件分别叙述，形成强烈的对比效果。这种叙事手法不仅解决了复杂历史事件的表述难题，更创造了一种类似文学作品中"多声部"的艺术效果。在空间处理上，《史记》也展现出惊人的文学想象力，如《大宛列传》中对西域各国的描写，将遥远的地理空间转化为生动的文学空间，使读者仿佛跟随张骞的脚步穿越沙漠绿洲。这种时空处理的灵活性，使《史记》的历史叙事获得了类似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在人物塑造上，《史记》展现了鲜明的文学典型化特征。司马迁不是机械地记录历史人物，而是通过精选典型事件、突出性格特征、描摹言行细节等文学手法，塑造出一系列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魏公子列传》中，他通过信陵君"执辔愈恭""颜色愈和"的细节，刻画出一位真正礼贤下士的贵族形象；在《李将军列传》中，通过"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比喻，凸显李广的人格魅力；在《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王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歌，赋予了这一历史人物以震撼人心的悲剧色彩。司马迁尤其擅长通过人物对话展现性格，如《陈涉世家》中"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豪言壮语，瞬间勾勒出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的远大抱负。这些人物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依然鲜活，正是因为司马迁运用了文学典型化的手法，抓住了历史人物最本质的精神特征。 司马迁塑造人物的高超艺术还体现在对人物复杂性的把握上。他笔下的人物很少是简单的善恶二分，而是充满矛盾的多面体。在《淮阴侯列传》中，韩信既有"胯下之辱"的隐忍，又有"功高震主"的骄矜；在《酷吏列传》中，张汤既执法严苛，又廉洁自守；在《货殖列传》中，商人们既唯利是图，又有着改变社会地位的强烈渴望。这种对人物复杂性的刻画，超越了简单道德评判，达到了现代文学创作中"圆形人物"的艺术高度。司马迁还善于通过对比手法突出人物特点，如将项羽的刚愎自用与刘邦的从谏如流对比，将蔺相如的智勇与廉颇的直率对比，这种对比不仅增强了文学效果，更深化了历史认识。 《史记》的语言艺术达到了古代散文的高峰。司马迁创造了一种雄深雅健、灵活多变的语言风格，既能庄重肃穆如《武帝本纪》，又能诙谐生动如《滑稽列传》；既能气势磅礴如描述巨鹿之战"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又能细腻婉约如描写霸王别姬"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他善于运用排比、对偶、夸张等修辞手法，如《货殖列传》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警句，言简意赅而发人深省。同时，《史记》吸收了当时的口语成分，如《张释之冯唐列传》中汉文帝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语言朴实自然，仿佛亲耳听闻。《史记》的语言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文学的灵动性，这种独特的语言艺术使其成为后世散文创作的典范。 《史记》的语言艺术还体现在其独特的节奏感和音乐性上。司马迁善于运用长短句的交错变化创造语言的韵律美，如《项羽本纪》中对垓下之战的描写："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长短句的交错使用，既表现了战局的紧张，又传达了项羽内心的震惊与悲凉。此外，《史记》还大量运用语气词、感叹词等虚词，如"矣""哉""乎"等，增强了语言的抒情性和感染力。在《伯夷列传》的结尾："由此观之，怨邪非邪？"简单的疑问语气，却传达出对天道不公的深刻质疑。这种富有音乐性的语言艺术，使《史记》不仅可读，而且可诵，具有强烈的审美感染力。 最为独特的是，《史记》中流淌着司马迁强烈的个人情感与深刻的历史评判，这种"笔端含情"的特质是其文学性的深层体现。遭受宫刑之辱的司马迁，将个人的悲剧意识融入历史叙述，使《史记》充满了慷慨悲壮的气息。在《伯夷列传》中，他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传统观念提出质疑；在《屈原贾生列传》中，他借屈原的遭遇抒发"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愤懑；在《报任安书》中，他直言"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种将个人情感与历史评判融为一体的写法，使《史记》超越了客观记录的层面，达到了抒情言志的文学境界。鲁迅评价《史记》为"无韵之离骚"，正是看到了其中蕴含的诗人情怀。 作者的情感投入不仅体现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更体现在对历史进程的深刻思考中。在《平准书》中，他对汉武帝时期经济政策的批评；在《酷吏列传》中，他对严刑峻法的揭露；在《游侠列传》中，他对社会底层人物的关注，都体现了一位历史学家的社会关怀和人文精神。这种情感不是简单的个人好恶，而是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基础上的价值判断。司马迁通过"太史公曰"的形式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夹叙夹议的写法，既保持了历史叙述的客观性，又赋予了文本强烈的主观色彩，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史论结合"的文学风格。正是这种饱含情感的史笔，使《史记》不仅记录了历史，更诠释了历史，使其成为一部有温度的历史巨著。 《史记》的文学性不是对历史的背离，而是对历史的升华。司马迁通过文学的手法，捕捉了历史中最动人、最本质的部分——人的命运、人的选择、人的精神。正是这种文学性，使《史记》中的历史人物能够跨越时空与读者对话，使遥远的历史事件依然能够激发今人的共鸣。从唐宋八大家到明清散文家，从古典小说到现代历史剧，《史记》的文学滋养绵延不绝。它不仅是历史学家的事实宝库，更是文学家永恒的艺术典范。《史记》告诉我们，最好的历史书写应当既是真实的，又是艺术的；既是过去的记录，又是当下的对话；既是事实的陈述，又是生命的启示。这或许就是《史记》的文学性给予我们最宝贵的启示。 《史记》的文学性影响深远，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在叙事结构上，《史记》的五体结构影响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形式；在人物塑造上，《史记》的典型化手法为后世小说戏曲提供了借鉴；在语言艺术上，《史记》的散文风格成为古文运动的典范。更重要的是，《史记》开创的"文史结合"传统，确立了中国叙事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当代历史题材创作仍可从《史记》中汲取智慧，学习如何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通过文学手法使历史焕发新的生命力。《史记》的文学性启示我们，真正的历史书写应当是人性的书写，是生命的书写，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其灼然文采历来为文学界所称道，堪称史家的绝世奇书；屈原的《离骚》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开创了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从此出现了韵律铿锵的骚体诗。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先生的评价无疑乃十分中肯的。司马迁“身毁不用”忍辱负重，以血肉之躯铸就如椽史笔，将屈辱化为不朽，此乃中华文脉最悲壮的底色，弥足后人景仰！
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三联书店，1984 韩兆琦《史记通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张新科《〈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2013
可永雪《〈史记〉文学成就论稿》，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1
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陈正宏《时空中的〈史记〉》文学遗产，2021、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