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诚随笔】赶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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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东北，冬天很长。

逢五逢十是大集，那是孩子们最盼的日子。天还蒙蒙泛着灰蓝，鸡叫过几遍，家里已经忙开了。母亲把棉袄一层一层裹紧，头巾严严实实包住鬓角。父亲蹬上那双补过好几回的棉鞋，推那辆二八自行车出来，横梁上绑一根粗木杆，后座捆好布包袱。我八九岁，个子刚够爬上大梁，侧身坐着，两只小手攥着车把下面的铁杠子。冷风扑在脸上，鼻尖冻得通红，心里却滚烫——要去赶集了。

土路坑坑洼洼，车轮碾过冻硬的车辙，一路哐当哐当颠。那时候路上车少，走半天也遇不见一辆拖拉机。田野在两边铺开，秋收之后只剩下枯黄的庄稼茬子，一直铺到天边。远远的，就能听见集市的喧闹，人声、吆喝、牲口的嘶鸣，一阵一阵飘过来。

集市摆在镇子外的空地上，摊子挤着摊子，一眼望不到头。帆布棚子一座挨一座，地上铺着麻袋和旧报纸。冻鱼、冻梨、粉条、布匹、鞋袜，满满当当摆着。那时候没有塑料袋，买的东西用草绳捆，用旧报纸包。吆喝声此起彼伏，四处升腾起白雾一样的哈气，大人们的棉袄，小孩的花棉袄，五颜六色汇成一条厚实的人流。肩膀擦着肩膀，到处都是烟火腾腾的气息。

父亲一手牵着我，一手护着母亲，生怕人潮把孩子冲散。我的眼睛忙不过来，东瞅西望，什么都觉得新鲜。钉鞋匠坐在小马扎上敲敲打打，卖糖瓜的敲着铁板，拨浪鼓在玩具摊前摇得咚咚响——每一样都勾着孩子的心。

最勾人的，是街角那一串串红彤彤的糖葫芦。山楂裹着透亮的糖壳，冻得硬邦邦，插在稻草捆子上，在冷日下闪闪发亮。我挪不开脚，眼睛直勾勾盯着。母亲瞧出我的心思，笑着掏出手绢，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卷得整整齐齐的毛票，递过去一张。

糖葫芦递到我手里。咬一口，脆糖咔嚓裂开，山楂微酸，甜意在舌尖散开。冰得牙微微发麻，心里却是说不尽的快活。我小心翼翼地捧着，舍不得大口吃完，走几步舔一下，红彤彤的糖汁沾在嘴角。

逛到布摊前，各色布料叠得整整齐齐。那时候成衣少，都是扯布回家做。母亲伸手摩挲着料子，反复比对颜色，跟摊主一分一毛地讨价还价。平日里穿的，多是家里缝缝补补的旧衣裳，哥哥穿小了给弟弟，姐姐穿小了给妹妹。只有赶集，才舍得扯几尺新布，做一件过年穿的新棉袄。母亲选了一款碎花的，用手比了比我的肩膀，又比了比袖子。摊主扯开布，对折，拿木尺一量，剪刀咔嚓一声下去，布头卷好递过来。

又走到鞋摊前，木板上摆满手工纳的棉鞋。父亲蹲下身，把我的小脚握在掌心，一双一双地试，怕挤脚，又怕太大不跟脚。他的手掌粗糙，指缝里有洗不净的黑印子，握着我的脚时却很轻。崭新的棉鞋，鞋底是厚实的千层底，鞋面干干净净，穿在脚上，暖意从脚底漫上来。

新布卷得方方正正放进布包，新鞋揣在袋子里，舍不得马上穿在满是尘土的地上。我怀里攥着吃剩半根的糖葫芦，身上心里全是欢喜。

那时候的集，钱要算计着花。母亲对着每一样东西反复掂量，家里的柴米油盐，大人的零碎开销，能省就省，可到了孩子身上，却愿意把难得的温柔都拿出来。那一代人的苦，藏在粗糙皲裂的手掌里，藏在手绢里一层一层包着的毛票里。他们不曾富足，却拼尽全力，把世间小小的甜，捧到孩子面前。

日头向西斜，集市的热闹慢慢散去。布包里鼓鼓囊囊，装着新扯的布料、新买的棉鞋，还有冻梨和干果。我重新坐上自行车大梁，往家的方向赶。风依旧凛冽，怀里的糖葫芦已经吃完，可那份欢喜，沉甸甸地揣在心口。

许多年后，商场遍地都是，新衣糖果随时都能买到。可我还是会想起八十年代东北的大集。尘土飞扬的乡野集市，二八自行车的颠簸，红彤彤的糖葫芦，草绳捆着的新布，还有父母那双粗糙却温暖的手。那些朴素的时光，没有奢华，却盛满了最厚重的疼爱。

那短短的一日，成了往后漫长岁月里，反复回望的温柔旧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