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饭店忧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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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1837 | 回复10 | 2015-6-21 08:38: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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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月25日。龙年岁末。刚上任的国家旅游局局长刘毅在国家旅游局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中国现在拥有旅游涉外饭店1300家,客房20万间。”
   是喜是忧,是忧是喜,是忧喜参半,还是喜大于忧,抑或忧大于喜?
   无论怎样说长道短,这1300家旅游饭店无疑是中国的旅游事业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长足进步的标志,也委实给关怀、支持中国旅游事业的海内外各界人士以极大的鼓舞。
   然而,透过笼罩在这些豪华饭店、宾馆上面的光环,我们又能看到另外一些不和谐的“黑子”。
   这些随时可能爆炸并直接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黑子”是什么呢?
   (一)
   1982年,北京建国门外大街上,一座漂亮、豪华的旅游饭店——专门接待海外旅游者的饭店“建国饭店”悄然诞生了。这座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建造、合作管理的旅游饭店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少议论。国人从报纸上经常看到,也从广播中经常听到,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外游客蜂拥而至,以致使基础十分薄弱的我国国际旅游业处于超饱和的状态。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尤甚。外宾来了没地方住,在北京甚至出现过把外国旅游者用汽车拉到天津去住的事情,我国的高层领导也曾打电话给旅游局的领导要求安排外国客人住宿。
   人们当时觉得,盖点旅游饭店是改革开放的使然,无可厚非。
   曾几何时,国人的这种理解就变成了怒不可遏的啧言。
   1984年,为了迅速开拓旅游工作的新局面,克服资金严重短缺的困难,国家旅游主管部门提出了“加快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要国家、外资、地方、部门和个人一起上”的方针。这“五个一起上”方针的提出和实施,对于唤起全国各行各业对旅游工作的重视,弥补国家资金的严重短缺,缓解涉外接待工作的突出矛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此而在旅游行业中出现的竞争,,对于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几家大旅行社、大饭店左右旅游市场的局面,以及改变“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官商作风,也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从1978年到1987年的10年中,我国接待的入境旅游者累计达到1.17亿人次,旅游外汇收入总额达84.5亿美元,旅游外汇收入占全国非贸易外汇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15.6%提高到1987年的45%,国际旅游业已成为我国非贸易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
   但是,“五个一起上”的方针提出后,由于没有经济立法和其它设施不配套,加上这个方针本身只是个原则和口号,内容不明确,没有说明“五个一起上”的方向、规模和结构,以及政策期限和预期达到的目标,以致受豪华饭店投资的“示范效应”和“从众行为”的影响,这一方针被放大了,导致了全国各地刮起来的愈演愈烈的兴建旅游饭店风。
   ——在北京
   截止到1988年底,北京已有114座旅游饭店,客房2.6万间,床位5万余张。这114座旅游饭店,分布在北京的各区县,成为北京最豪华、最现代化的建筑。到1990年前后,北京又有20座饭店、1万多间客房投入使用。这些在建的旅游饭店有绝大多数是中外合资的高档饭店,使得北京的中外合资饭店占旅游饭店总数的65%左右。
   这些旅游饭店的共同特点是,楼越盖越高,投资越来越多。
   时下,北京的建筑部门盖旅游饭店的模式是:“三层五层的早已过时,十层八层的不在话下,十五层二十层的马马虎虎,三十四十层的才像个样子。”建在双榆树的燕山大酒店,高21层;定址于阜成门西北侧的四川大厦,地下地上30层;亮马河畔的一座大厦,竟高达50层。这座大厦,占地13.5万平方米,投资5.96亿元美元,每平方米造价达4420美元之巨。
   ——在天津
   天津并不是一个传统的旅游城市。到1987年底,却已有饭店、公寓27座,4200间客房。其中,新建的旅游饭店就有14座。此外,还有4座正在兴建中。由于这些饭店的增长和客源增长的比例失调,结果1987年的客房平均出租率只有33.5%,大多数饭店是亏本经营。
   ——在广州
   到1987年底,广州已有涉外旅游饭店61座,客房19276间,其中像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和东方宾馆的客房都在1000张以上。从1980年到1987年的8年中,广州的旅游饭店客房平均年增长率为25.4%。大批饭店的落成时的广州一度出现的“酒店荒”变成了“客源荒”,饭店的出租率普遍下降,截止到1987年底,广州平均客房出租率不过76.1%,其中南湖宾馆仅49%,中国大饭店和花园酒店都不到60%,白天鹅宾馆也低于当地的平均水平。而像流花宾馆、广州宾馆这样的中档饭店的出租率近年来却一直保持在80%以上。中档饭店火爆、门庭如市,高档宾馆门可罗雀,饭店“多少”的争论,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在全国,类似的情况,在许多大中城市甚至县城都存在。截至1987年底,全国15个城市新建、改建的134家旅游饭店,每家平均投资超过一亿元,每套客房的平均造价24.7万元,都接近国家规定的每套客房25——27万元高档饭店的标准。
   然而,这么多高档饭店却存在一个通病,那就是客房出租率低,那些国外旅游者较少或很少光顾的旅游温冷点城市的旅游饭店更是如此。据统计,1986年,北京、广州等7个热点城市的客房总数占全国客房总数的48.3%,却接待了85.1%的国际旅游者。这意味着很多地区旅游设施的闲置与浪费。
   即便如此,各地兴建旅游饭店的狂热并没有一丝一毫减弱,很多地方把招待所、旅馆稍加改造,便堂而皇之地换上了“饭店”、“宾馆”的招牌。1988年3月,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发出了《关于清理楼堂馆所建设项目的通知》。但是,建楼堂馆所的温度根本就没有降下来过,至今仍然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
   在我国,从来没有哪一个行业,能引起人们如此大的兴趣。兴建旅游饭店,党政工青妇,工农商学兵,对此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目前,我国的1300家旅游饭店,分属于350多个部门管辖。笔者曾对福州市的18家旅游饭店做过一次调查,发现这些饭店的主管部门除旅游外事部门以外,还有省财政厅、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南京军区等20家企事业单位。其中,有些饭店是非盈利性企业,只为本单位、本部门服务。不计成本,市场机制根本无法建立。
   由于这种无序经营泡沫的泛起,使得国家有关部门无法对旅游饭店进行宏观控制。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七五”计划在建的95座旅游饭店中,未作可行性研究的项目占51.6%;拟建的134个项目,未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占68.7%。
   在国外,这种情况是绝不容许出现的。在美国,光是研究、调查、制定这种报告,就得用2—3年的时间,一份报告得花40多万美金。这种报告细致到什么程度,一般人是想不到的,它竟要把将要参加该饭店管理、经营和服务的高、中、低三个档次的员工住处,他们上班来是乘私人汽车来,还是坐公共巴士或乘地铁,从哪条线路上乘车等细如毫发的情况都写在报告中,以便上报地方当局平衡交通运输。没有这种报告,当局是不会批准该饭店的。
   兴建旅游饭店,不仅中国人感兴趣,外国人更感兴趣。
   在我国现行的《中外合资法实施条例》中,明文规定容许外商投资的六个方向20个行业中,旅游业是唯一对外资吸引力最大的行业。据统计,1985年外商对旅游业的直接投资高达9.4亿美元,占同年外商直接对华投资额的近三分之一。这些旅游业的外资绝大部分都吸引到旅游饭店上。1978—1987年间,全国在建旅游饭店时引进外商直接协议投资额高达73亿美元,约占全部引进外资直接协议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1988年,北京“三资”企业实际利用外资5亿多元,其中投入最多的是饭店业,为2.8亿美元,占全部外商投资的55.6%。这些投资,再加上中方投资部分,估计建设合资、合作旅游饭店的投资总额将超过130亿美元。
   外国人不仅喜欢在中国盖旅游饭店,对于管理中国境内的旅游饭店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据统计,海外的41个饭店集团或管理公司正在或将要管理我国的91个涉外饭店。这91个饭店共有客房4万多间,分布在21个城市中。北京共有23家饭店接受海外管理集团管理,数量最多,上海次之,为14家。
   管理我国饭店客房数最多的是香港地区,有新世界饭店集团、香格里拉集团等19个集团管理44家饭店;其次是美国,有假日酒店集团、喜来登集团、希尔顿集团等6个集团管理23家饭店。参加管理的还有日、法、瑞士、新加坡、英国、菲律宾等国的16个饭店集团或管理公司。
   外商和海外集团投资和管理中国的旅游饭店,无疑对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我国政府的有关政策对合资饭店在地租、税收、福利、价格、经营权、人事权等方面都给与了较大的优惠——也许是企望从旅游业这种“无烟工业”直接获取外汇的愿望太强烈了,这种优惠政策违背了一条基本的常识,那就是,社会都感兴趣的行业应课以重税。而我们却恰恰相反,反而予以优惠和鼓励。然而,内资饭店却没有这些优惠政策,这些饭店的经营者们无不忧心忡忡,他们担心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内资饭店最终可能被挤出市场。内资饭店为了生存和发展,争取政府优惠政策,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在海外寻求合作伙伴,甚至不惜签订条件苛刻、风险和盈利倒挂的合同。这样,有些饭店吸引外资并不是为了解决资金短缺或引进先进技术,而是为了获取优惠政策。这样“曲线竞争”、“迂回经营”等不合理的现象,必然会加剧我国旅游饭店结构的倾斜。
   一位内资饭店的经理对我说,我最怕的是淡季饭店之间的削价竞争。
   笔者从一个旅游研讨会上获悉,现在我国的旅游情况是旺季更旺,热点更热。一年之中,国外旅游者来华旅游的时间大都集中于4、5、8、9、10这5个月中,其旅游目的地又集中在北京、西安、桂林、杭州、上海、广州等主要旅游城市,。这就造成了这5个月中,这6个旅游热点城市的旅游饭店爆满,而其他时间,则为旅游淡季。每逢淡季,旅游饭店就要内讧一番:你降价20%,我就降50%;你收外汇券,我就收人民币。有的高档旅游饭店旺季时一间标准客房要收130美元,而淡季时只收25美元。淡季房价仅相当于旺季时的16%。有的饭店不仅收人民币,而且还管一顿早餐。
   这种削价竞争源于旅游饭店客房价格的双轨制。
   目前,我国旅游饭店实行两种作价办法:内资饭店由国家制定试行价,经一年时间试营业,视其服务质量、管理水平都有了新的提高后,可转为正式租价,并容许旺季时房价上浮20%,下浮不限;中外合资、中外合作饭店的房价由董事会制定,报政府有关部门备案,实行市场调节,价格较灵活。由于内资饭店本身房价就低,房价又只管上限,不管下限,旺季时不许突破上限,淡季时也就缺乏削价竞争的能力。因此,我国内资饭店与合资饭店的竞争不是同一起跑线上的竞争。
   这位内资饭店的经理忧心忡忡地表示,这种削价竞争,使国家减少了宝贵的外汇收入,也造成了饭店服务质量的下降。
   中国人常爱说:“堤内损失堤外补”,某些饭店又何尝不是这样!房价给你打了折扣,咱们饭桌上找补!陕西一家饭店,每桌80元的标准,却只有素炒豆芽、胡萝卜条等5道热菜。在一些饭店,客人不仅吃不到风味菜肴,甚至连肚子也吃不饱。这种现象在不少城市中都有发生。根据国际旅行社统计,在发放给外宾的意见表中,餐饮质量一栏有70%的人给打了零分。据1988年4月至11月统计,我国33个城市,近一半的旅游饭店餐饮评分不及格,其中给零分的比率很大,及格率仅占52%(当然,这并非都是淡季削价竞争造成的)。难堪呀,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几千年举世瞩目的饮食文化的泱泱美食大国!
  
   1988年5月1日凌晨,坐落在王府井大街南口的建国19周年十大建筑之一的华侨大厦,随着几声沉闷的爆炸声,訇然倒塌了。留给人们的,除了瓦砾和硝烟外,更多的是诘问、疑虑和责骂:
   “好好的一座楼,干嘛给炸了,真他妈败家子!”
   “吃饱了撑的!咱们国家这么穷,还这么穷折腾!”
   有识之士更不由得发出这样的叹息:“唉,国家就这么点外汇,掏出多少盖旅游饭店了!这么干,值吗?”
   平心而论,这些忧虑、诘问不无道理,炸掉华侨大厦确实可惜。且不说这座楼如果不炸,可以分给那些三代同堂、大儿大女住在一起的住房特困户,也不说它可以当成办公楼继续使用十年八载的,就是按照我们“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过日子的传统,这无疑也是一个极大的浪费!单说华侨大厦的底座吧,花岗岩的,坚固得要命,就连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余波,也没给它留下任何破损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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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何老三 | 2015-6-21 08:40:22 | 显示全部楼层
看来,人们的诘问早已超过对于华侨大厦被炸这样一件事件本身的关注了——在我国,公民开始有了“参政”的意识和自觉,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和国家的现行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华侨大厦的被炸只是一种表象,它留给人们的是一道内涵丰富的思考题。
   华侨大厦的经营者和有关决策者也有他们的苦衷。他们的心里,早就有炸掉大厦、重新翻修的愿望了:华侨大厦建成后使用了30年,从来没有翻修过,地下室进水、客房设施陈旧,到处是蟑螂,客人多次投诉......他们的心中,早已勾勒出合乎时代节拍的新型旅游饭店形象:不同规格的客房、写字间、旋转餐厅、游泳池、冲浪浴、网球场、迪斯科舞厅、购物中心......
   这并不是非分之想。
   从1982年我国第一座合资饭店——北京建国饭店正式开始营业开始,类似这种高档的旅游饭店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北京的长城、香格里拉;上海的华亭、龙柏;广州的白天鹅、中国大酒店;西安的金花、唐城......
   既然别人都可以盖这些陈设豪华、设施齐全的旅游饭店,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禁止未来的华侨大厦也这样如法炮制呢!
   于是,我们想起了从1985年就业已开始了的那场关于我国旅游饭店是多了还是少了的争论。
   争论是由一名记者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引起的。他援引了几家饭店的客房出租率不足80%这样的数字以证明我国的旅游饭店盖得太多了。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单位也开辟专题讨论和专题采访,得出了“中国的旅游饭店盖得太多了”的结论。至此,大规模修建旅游饭店的问题,不但引起了旅游业有关人士的密切关注,也成了众目睽睽的社会问题,成了一桩社会公案。一时间,合之者众,人们在茶余饭后都把议论的矛头对准了饭店、宾馆,好像他们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阻力。
   言辞最激、反映最强烈的,恐怕当属北京了:
   ——区区几百米长的王府井大街,竟集中了和平宾馆、王府饭店、东安酒楼、天伦饭店、松鹤大酒店和1900年就在王府井矗立的北京饭店。别的甭说,光是地面就挖开了多少次!直到现在,东西灯市口大街还没缝上呢!
   ——东四十条桥南北两座桥头堡:港澳中心、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隔桥相持,虎踞龙盘;
   ——建国门大街上,京伦、建国、国际饭店,加上国际大厦,紧挨不舍;
   ——亮马河畔,昆仑、华都、长城饭店、亮马河中心大厦、京城大厦、永安公寓......建成的,没建成的,高低冥迷,不知西东。
   人们诅咒着这些挤成疙瘩的饭店、宾馆、大厦、中心,占了大片土地,用了大量水电,吃了大批好肉、好菜,花了国家大笔钱财。
   我们不妨听听来自旅游行业的意见。一位中型旅行社的经理认为,北京的旅游饭店太分散了,我们没有把黄金地盘让给旅游饭店。美国旧金山的主要街道怀基基,是一条仅有1公里多长的街道,和北京王府井大街的长度差不多,却有200多家饭店;法国巴黎的著名商业区内,也是各种饭店鳞次栉比。而我们的饭店呢?根据北京市旅游事业管理局1987年公布的97家涉外旅游定点饭店的分布来看,其中相当一部分建在远郊区县。这些饭店名为旅游饭店,实则一年之中接待不了几位外宾。有的饭店更绝,虽然没有客人住,也把客房的灯全打开,以示“客满”,造成一种虚假的兴旺景象。
   南开大学旅游系的一位老师指出,饭店的床位数并不是处于饱和状态才是最经济的。这是因为,饭店内的设施是需要经常维修的。如果长期让客房达到100%的出租率,就变成了破坏性经营。饭店内的设施该维修的不维修,影响饭店的声誉不说,客人也会因那些停停走走的电梯、漏水的恭桶、不制冷的空调而吓跑,并发誓永远不住这样的饭店。一般来说,饭店的客房出租率在60%以上就能保本,出租率在80—90%之间为最佳。有经验的管理者,从不会让客房的出租率高于90%。
   我国的旅游饭店多不多呢?也多也不多!
   多者,指的是全国范围内的高档旅游饭店普遍过剩,尤其是那些游客较少光顾的温冷点城市。到1990年前后,旅游热点城市同样面临饭店过剩的危机。
   不多,指的是各热点城市中的中低档旅游饭店。
   1983年至1987年间,我国涉外旅游饭店客房间数年平均递增32.7%,远远超过了同期的入境人数增长(17.2%)、外国旅游者人数增长(18.6%)和旅游外汇收入增长(18.3%)三项的年平均递增率。由于1983—1985年是合资合作饭店建设高峰(这三年外商对旅游饭店的投资协议额为前六年即1978—1984年总和的2.6倍),而旅游饭店建设周期一般需3年左右,因此,预计到1990年以前我国旅游饭店客房增长速度仍将保持在30%以上。
   有关部门的统计分析表明,近年来几个主要旅游城市如北京、西安、上海的国外旅游者人均停留天数逐步趋于稳定。到1992年,在维持1987年客房出租率(北京为82.7%,西安65.1%,上海76.7%)的情况下,北京需接待242.6万人,比1987年净增134.8万人,西安、上海也都需翻番有余。即使把客房出租率降低到60%,如果接待人数不能达到上述标准,这些城市的涉外饭店的总体经济效益将明显下降,甚至会出现严重亏损的局面。而若想达到接待人数翻番,在目前交通、市政建设、能源、副食供应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下,这几乎是一种梦想。也就是说,全国范围内的旅游饭店严重过剩的危险已成定局。
   以北京为例,1987年,北京拥有涉外旅游饭店的客房为2.67万间,接待国外旅游者107.8万人,客房出租率82.7%。而到1991年前后,北京旅游饭店的客房数(包括公寓、写字间)将达到5.4万间。如果这一期间,来京旅游的外国旅游者人数能以10%的速度递增的话,到1991年,北京能接待160万人。又如果客房出租率还能达到1987年的水平的话,那么,北京到了1991年,只需3.56万间客房就够了。这意味着,那时北京将有1.84万间客房闲置没有用!这意味着,这些客房虽然闲置无用,饭店却依然还得开业——因为整座饭店不可能没有一个人住!),餐厅照样得预备各种中西餐,采购员照样得到各地甚至国外去采购,电梯有人没人照样得开,外方管理人员、中方员工的巨额工资照样得付,合资者的股金照样得付给人家外汇利息并且还本、各种税收、管理费......一分钱也不能少。
   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我们不妨举一个旅游界、经济界熟稔的“新加坡低谷”的例子。
   新加坡是一个只有250万人口、600多平方公里(约合我国上海市人口的五分之一,面积的九分之一)的岛国,但是从1984年以来,到新加坡旅游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新加坡本国人口的总数而达到了300万人,并连续几年超过了这一数字。当时被称为亚洲旅游之冠。他们预料,本国旅游业的繁荣局面,可以在80年代持续下去。因此,新加坡建造了不少一流的旅游饭店,准备应付游客不断增长的需要。但是他们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客源的增长,致使饭店过剩。
   据新加坡旅游促进局统计,1985年新加坡拥有51家饭店,客房1.64万间;1986年又有12家旅游饭店建成,客房总数达到2.6万间(大体和1987年北京市旅游饭店的客房总数相等);到今年,预计建成的新饭店共30家,客房总数增至2.97万间。
   但是,客房的出租率并不和客源的增长成正比。客房的出租率以10个百分点以上的速度递减。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新加坡的客房出租率是90%,1984年就降为75.5%,1985年再降至65%左右。1985年,原先预计到新加坡的外国游客为320万人,但实际只有303万人。据计算,如果新加坡饭店业要维持起码的收支平衡,则需要接待340万游客。银行界认为,新加坡1985年的饭店业已经出现2370万美元的亏损——请注意,这是在入境旅游者人数超过300万人次,客房总数只有1.64万间情况下出现的亏损!
   所幸的是,新加坡有关部门及时制止了这一滑坡,采取了饭店延迟开业、启用部分客房、降低客房租金,并免费供应香槟和早餐,在国外大力推销客房等应急措施,使新加坡的饭店业从低谷中走了出来。1988年,到新加坡的旅游者达到了367.8万人,创历史最高水平。
   新加坡(还有印度也有类似情况。不过,至今印度的饭店业也未能从低谷中走出来)的前车之鉴,难道还不值得我们认真汲取吗?我们的国家太穷了,实在经不起这样的穷折腾了!
   我国众多的旅游饭店,有很多是中外合资的高档旅游饭店,据调查,目前北京的高档饭店占该市涉外饭店总数的65%,上海为36%,广州14%,西安33%。这也是脱离我国国际旅游者的消费水平的。
   我国地处远东,远离世界上最大的客源输出地区欧洲和北美。一个旅游者从欧洲或美国来华,往返国际机票就要近2000美元,加上在华的吃、住、行、购物、游览以及付给旅行社的手续费等费用,一般要花费4—5千美元。这笔费用,只有中等以上收入阶层的人士才付得起。一般情况下,一个中等收入的美国家庭,来华旅游一次,需要经过2—3年的积蓄。在这种情况下,谁又会那么冤大头,全都去住那些每天一二百美元的高级饭店呢!
   世界五大旅游国之一的美国(其他四国为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英国),1988年的旅游创汇高达200多亿美元。本世纪末,旅游业将成为美国的第一大产业。就是这样一个旅游大国,也十分注重建设低档饭店,。8年前,类似于舱室的饭店通常每晚只收取40美元甚至更少的房费。这类饭店当时只占饭店总数的5%,1988年就上升到了20%了。马里奥特饭店集团基于这类迅速发展细分市场的调查,决定5年内投资5亿美元,把该饭店目前6家低档饭店扩展到100家。另一家饭店集团马卡斯集团从经营的57家低档饭店中获取的利润竟高达59%。美国安全部分析专家大卫.利伯维滋指出:“市场发展的结果是预料中的。顾客在做决定时,更加谨慎,更加节俭。所以使得低档饭店能招徕度假旅游者和越来越多的商务旅游者。”
   美国人对于低档旅游饭店表现出如此的兴趣,这是否也可以给我们的有关部门一点有益的启示?
   我们有些高级宾馆、饭店,大概只在设施、房价两项上达到高级饭店的标准,而服务呢?
   海外某著名华裔女士来华时,曾在上海一家豪华宾馆用晚餐。用餐完毕付账时,因餐厅地滑,她不小心摔了一跤。当时身边的一位服务员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地板刚打完蜡!”这位女士由于公务在身,忍着疼痛当晚飞抵香港,看了大夫后,医生诊断说她跌断了一根肋骨。当她从诊所回到富丽华酒店时,香港正在下雨,地面又湿又滑。她突然看到酒店门口竖着一块中文牌子:“小心地滑!”并在酒店门前的人行横道上铺了防滑用的临时地毯。此时此刻,使这位著名人士触景生情:“在那一刻,我忘掉自己折骨之痛,眼前涌起中国许多城市新建的豪华宾馆。在那善良的外表之下,是否也有对人的关怀与保障?”
   是这家豪华宾馆没有旧地毯吗?恐怕不是,笔者曾亲眼看到、听到,一些宾馆、饭店在更新设备时,工作人员用百十块钱人民币就能拿走一条相当不错的纯毛地毯。
   是这位女士的高跟鞋太尖,还是地板蜡打得太没水平?恐怕也不是。这种“为长者折枝”的举手之劳不屑一顾,不正是证明我们某些饭店的服务太缺少人情味了吗?似这样的豪华饭店,盖得再多,又有何用!试想,如果这个饭店的管理者能像香港富丽华酒店那样处处为客人着想,服务员也不是冷冰冰地解释、推卸责任,而是热情地上前搀扶,试问,这位女士能发表这样的文章吗?
   从1978年到1987年的10年中,外国人来华旅游的初衷是一种神秘感的驱使,使得这10年中来华旅游的外国游客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但是以后呢?人家老有这种神秘感么?新加坡有什么旅游资源,只靠整洁和热情的服务,每年就能吸引数百万外国游客;印度的旅游资源丰富,印度拍摄的电影《圣雄甘地》曾荣获四项奥斯卡金像奖。一时间,外国的旅游者纷至沓来。但是,好景不长,印度的小偷、乞丐、回扣、小费......把外国游客吓跑了,使得印度人民曾经为之骄傲的旅游业一蹶不振,预计到2000年才能走出低谷。
   同样,外国旅游者来华游览北京、西安、上海、桂林、广州五个城市,累计航程4000公里,而从伦敦到巴黎,再到法兰克福、瑞士伯尔尼、意大利罗马,再到奥地利维也纳这些世界上最著名的旅游城,总共也不到4000公里。人家花同样的飞机票钱,为什么要大老远地跑到中国来看我们某些饭店工作人员的冷脸子,体验那种没有人情味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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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何老三 | 2015-6-21 08:44:17 | 显示全部楼层
宁夏何老三 发表于 2015-6-21 08:40
看来,人们的诘问早已超过对于华侨大厦被炸这样一件事件本身的关注了——在我国,公民开始有了“参政”的意 ...

饭店的热点问题还远不止这些,直到现在,有几位重量级的角色还没有登场呢!
   (一)角色之一:外资警戒线
   近几年,由于缺乏有效的宏观管理,一些地区、部门,没有执行国家制定的旅游发展规划,盲目批准建设了一大批高档合资、合作饭店,致使我国旅游饭店不仅过分集中于几个旅游热点城市,而且在饭店总体规模中,高档饭店所占比重过大。据初步统计,从1978年到1987年,已经政府有关部门正式批准的中外合资、合作旅游饭店项目有550多个,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累计达到73亿美元,加上中方投入部分,估计建设合资、合作旅游饭店的投资总额将超过130亿美元。
   据了解,我国1987年的外债余额为167.8亿美元,统计口径中未包括合资(合作)企业中外商直接投资和以企业名义向国外所借的贷款。从债务理论来说,这种方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当企业盈利时,外商按比例分成并汇出税后利润,我们需要用外汇支付;当外商中途撤出投资时,我们还要用外汇清偿其资产,这同借外债还本付息并无本质区别。同时,合资合作企业在我国境内,除企业的注册资本外,合营企业在国际上所筹的资金,大多数由中方金融机构担保。由于多数合营企业是在国家未明确规定合资合作企业注册资本应占投资比例以前签定的合同,所以注册资本在整个项目投资总额中只占很小部分,其余大部分资金是以合营企业名义向外国银行贷款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合资企业破产,我国金融机构的所有制性质企业在国际上直接筹措的资本将由国家来偿还,这实际上是增大了国家的债务危机,也可以说是一种潜在的外债。
   据统计口径计算,我国1993年—1996年的偿债率已接近或者超过外债警戒线,如果再加上这部分潜在外债,将大大超过外债警戒线!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将进入外债还款的高峰期,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合资饭店的还款高峰期。如果按8%的贷款年息计算,则1990年以后我国每年仅偿还合资合作饭店的贷款利息就达10亿美元以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旅游业将面临这样一个严峻的两难局面:一方面建设资金不足,另一方面要创汇、还贷,还要扩大再生产。1989年初,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国家旅游局关于加强旅游工作的建议,并明确表态:“今后,各地一般不要再建设高档旅游涉外饭店。北京、上海、广州、桂林、西安、杭州等城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原则上不再新批中外合资或合作建造饭店。”这无疑是一个英明的决定。
   角色之二:外汇漏损
   我国目前已有42个海外饭店集团或管理公司管理我国91家涉外饭店。聘请海外饭店集团,有利于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提高服务质量,打入国际市场。但是,另一方面,饭店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据典型调查,一座拥有800间左右客房的饭店,仅外方管理费和管理者的工资、福利、探亲、交通费开支,一年就要花去2000多万外汇人民币,而且,合资合作饭店一般合同期限多在10年以上。这就是说,一座这样的饭店合同期满,就要漏损2亿以上三外汇人民币!
   北京东郊一座著名的盒子饭店,其外方总经理年薪为7万美元,平均每月6000美元,老婆孩子都在饭店里白吃白住。当然,他们不会和店内员工一样吃工作餐,而是宴会厅、酒吧、咖啡厅的常客。据说,这位总经理1年任期满后,光是家具等物的包装、运费,就花去了几万美金!
   我国目前大批产品出口,很多还在国际上获过奖。而在许多合资合作饭店里,由于管理权旁落外人之手,一些原材料和商品,大到整块玻璃、家具、电器、室内装饰材料等,小到洗发液、沐浴液、香皂,甚至手纸等低值易耗品都一概使用进口货,有的饭店还专门派采购人员到国外采购。
   杭州市的个别饭店的商品甚至以外汇大量购进商品,而销货时大量回收人民币,以造成商品部的高额利润。
   由于某些部门求外汇心切,不作什么可行性分析就与外商签订不平等的合作项目,也是外汇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
   沿海某城市的一家合资饭店,中外双方各投资235万美元,设计由外方负责(这已是很平常的事情了。君不见,在北京等城市的合资饭店大招牌上,赫然标明“熊谷组”、“则师楼设计”等字样吗?)设计费为110万美元,,设备采购亦有外方负责,外方索要采购费110万美元。此外,中方还要承担筹建费500万美元,并且外方还要长期占用饭店客房60间。因此,饭店尚未开业,外方已经收回了投资,而中方还要承担开业后可能出现的亏损的危险!
   此外,还有的合资饭店出现过外方封锁财务资料、私自截留外汇盈利等现象。这虽然只是个别现象,但是,过多聘请海外集团管理饭店而引起的外汇严重漏损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那么,我们中国人自己能不能管好饭店,我们能不能避免这些宝贵的外汇流失呢?答案是肯定的。
   北京饭店是中国人自己管理的一座内资饭店,拥有客房950间,1987年营业额为1.77亿元,年人均创汇7.8万元,上缴国家利润8600万元。该饭店1987年每间标准间平均收入为18.1万元,远远超过了亚太地区及国际上一些高级旅游饭店的水平,我们自己的合资饭店更是无法与之相比。长城饭店是我国最早修建的大型合资饭店之一,1983年至1987年共上缴国家利润8100万人民币,5年上缴利润总和,还不如北京饭店一年上缴的利润。
   再如广州的白天鹅宾馆,也是一家内资饭店。这家饭店早在1985年7月1日,就被“世界超一流酒店”组织吸收为正式成员;1986年3月,又被中国企业管理协会评为全国十大优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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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何老三 | 2015-6-21 08:44:50 | 显示全部楼层
宁夏何老三 发表于 2015-6-21 08:44
饭店的热点问题还远不止这些,直到现在,有几位重量级的角色还没有登场呢!
   (一)角色之一:外资 ...

角色之三:外汇流失
   应该说,外汇流失和外汇漏损是同阶的。后者看不见,摸不着,比较隐蔽;前者明显,不但在旅游行业中存在,在民间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外汇流失问题时很早以前就出现了的。不过,有一份统计资料似乎更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这份统计表明,我国1987年接待的入境旅游者比1986年增加了408万人,即增加17.9%,而市内交通服务收汇却下降了49.5%,这一反差说明了什么?外汇流失了!
   那么,外汇流失的比例究竟有多大呢?科研人员经过详细而科学的调查、分析、推理,得出了任何人听后都会瞠目结舌的结论:1987年,我国的外汇流失量为6—8亿美元!而当年,我国旅游外汇收入为18.44亿美元,外汇流失占旅游外汇总收入的1/3还多!
   我们不妨来解刨一个麻雀。
   1986年,桂林市接待入境旅游者35.7万人,外汇人民币收入1.13亿元,人均消费316元,但是游客实际消费415元,那么其它的100元流到什么地方去了?流到民间去了!
   据调查,桂林市仅书画、工艺品商店就有近60个,除几个饭店、美术商场经营外,其他都为个体经营——当然,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情了。这些个体商店的经营额不会低于4000万元,而且给司机、导游的回扣高达40—60%,营业收入的外汇部分绝大部分都不到中国银行结存。以此推算,仅字画一项,就有1000多万外汇人民币流入私人手中。另外,桂林有100多家单位办理各类涉外业务,其中未进行登记的集体、个人,通过代办住宿、交通、游览、就餐等项业务赚取的外汇就有4000万在桂林市流失了。
   旅游外汇流失的主要途径有五条:一是通过亲友的兑换,这是基本途径。二是街头兑换,这是影响最恶劣的途径。三是利用工作之便,私自兑换,这是旅游业的流失主要渠道。其中,饭店工作人员占了很大一部分。四是实际上存在的小费,这也是旅游业中的突出问题。五是旅游者不在指定的国务商店购物,而在民间购物,这恰恰是外汇管理的空白点。
   外汇的流失,其根源是汇率制度的扭曲和“出国潮”所引起的对外币需求的急剧膨胀。前者造成了我国目前实际上存在着的三种汇率:官方牌价、调节价和黑市价。后者则大幅度地拉动外币市场价格的上升,加剧了旅游外汇的流失。
   旅游外汇的流失不仅是旅游业自身的问题,而是一个相当棘手的社会问题,是一个社会性的普遍性行为。因此,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统一对策。
   角色之四:旅游饭店的配套建设
   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的事业,涉及面很广,依托性很强。有人计算过,旅游业和国民经济中的200多个行业有直接的间接的关系,尤其是和民航、交通、电讯、商业、市政建设等部门关系更为密切,从这个意义上说,旅游业又是受多重因素制约的。旅游饭店是旅游业中赚取外汇最多的龙头企业,其经营成果直接与客源有关,但游客的多寡,就是受这些因素制约的。
   首当其冲的是民航运力不足严重影响客源增长。
   目前(指1989年以前),我国共有运输客机170架——可怜,这只为前苏联的2.9%,其中像波音747之类的大型客机只有7架,而日本航空公司一家就有大型客机60架,全日空拥有20架,韩国有17架,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也有10架。相比之下,我们这样一个国土辽阔的大国,客机数量确实是太少了。
   截至到1988年底,中国民航开辟了37条国际航线,288条国内航线,当年运送旅客115万人次,今天的民航规模已相当于10年前的10倍,但是,这还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旅客需求。
   1988年夏秋航班,民航每周安排飞行1500班,提供单程座位17万个,分别比1987年同期增加25.8%和28.5%,。另外,民航平均每月临时安排加班、包航二三百架次,使机组人员不得不严重超飞,空中运输出现超负荷。
   据统计,1988年5月的一周内,北京—西安、西安—上海、西安—桂林、桂林—广州等航班,同一天的游客数量就超出航班座位300——500人。5月1日—5日,仅国际旅行社一家,就有4000多位旅游者订不到机票。5月1日—10日,桂林中旅社的1816名游客无法离桂,使外国旅游者发出“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交通使人愁”的感叹。北京市旅行社组织的一个豪华旅游团一行20多人,因西安上空有雷雨,飞机停飞两天,这个旅游团只好在北京滞留两天,吃住都在香格里拉饭店,光住宿费就是每人每天130美元,这两天的代价使北京旅行社赔了1万多美元。
   赔款事情还小,造成的政治影响可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一位台胞因买不到机票,苦苦哀求售票员:“我只有几天时间签证就到期了,届时如果回不了台湾,台湾当局就会吊销我两年处境资格。”是哦到这里,老人家不由得潸然泪下:“我相信共产党来去自由的政策,可是落伍的交通却无法使这一政策得以兑现。”其情真切,其意中肯,为大陆交通运输落后而担心的心情溢于言表。
   从1988年的客运量构成来看,在旅游交通中占有重要意义的民航客运,其运量仅占全年各种交通方式运量总和的0.15%!
   就以中长途的大宗交通方式——铁路来看,也只占全年总量的13.16%,而事实上,铁路部门的负担并不比民航轻松。
   据铁路部门的统计,1988年铁路每天平均运送旅客370万人次,比1978年每天多运120万人次。现有列车如按正常超负荷运转——即每趟列车超员100%计算,每天需要增开列车230对,最高日全程运送旅客达到440万人次,则需增开客车460对!
   近年来,火车运输的超员压力差不多都倾泻在北京、广州、上海、杭州、西安、福州、武汉等旅游城市之间的线路上。列车上乘客踩着别人的头顶去上厕所、年老体弱的游客因车厢内空气浑浊、人多气温高等原因而死在火车上的,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客运紧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内旅游的迅猛发展。1986年,国内游客达到2.7亿人次,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1/5,这么多的人出门旅游,火车、轮船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
   除了交通问题,中国能源问题也够旅游饭店的经理们头痛的了。
   就拿北京的“电力荒”来说吧,那是每一个北京市民都能感同身受的,隔三差五地停电,商店里的蜡烛成了抢手的俏货。
   除了人口猛增,家用电器大量涌入寻常百姓家,发电设备容量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用电增长速度等众多原因外,旅游饭店的迅猛增长也是造成北京电力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10年前,北京只有北京饭店等几家高档饭店,如今,这个级别的饭店猛增到百余家,其中,仅东郊一家国际贸易中心的用电量,就相当于1949年全北京市的用电量。这些饭店,不仅用电量大,而且浪费惊人。有一家著名的饭店,不仅厅堂里花灯灿若晨星,每间客房也按长了硕大的支形灯具,平均用电360瓦。还有很多饭店使用茶色玻璃。茶色玻璃出现在我们的建筑物上,富丽堂皇,却挡住了太阳赐给的自然光,天晴日朗,也要人工照明,据计算,使用茶色玻璃后,用电量要增加50%y以上。而且,使用这种茶色玻璃的饭店还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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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何老三 | 2015-6-21 08:45:36 | 显示全部楼层
宁夏何老三 发表于 2015-6-21 08:44
角色之三:外汇流失
   应该说,外汇流失和外汇漏损是同阶的。后者看不见,摸不着,比较隐蔽;前者明 ...

角色之三:外汇流失
   应该说,外汇流失和外汇漏损是同阶的。后者看不见,摸不着,比较隐蔽;前者明显,不但在旅游行业中存在,在民间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外汇流失问题时很早以前就出现了的。不过,有一份统计资料似乎更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这份统计表明,我国1987年接待的入境旅游者比1986年增加了408万人,即增加17.9%,而市内交通服务收汇却下降了49.5%,这一反差说明了什么?外汇流失了!
   那么,外汇流失的比例究竟有多大呢?科研人员经过详细而科学的调查、分析、推理,得出了任何人听后都会瞠目结舌的结论:1987年,我国的外汇流失量为6—8亿美元!而当年,我国旅游外汇收入为18.44亿美元,外汇流失占旅游外汇总收入的1/3还多!
   我们不妨来解刨一个麻雀。
   1986年,桂林市接待入境旅游者35.7万人,外汇人民币收入1.13亿元,人均消费316元,但是游客实际消费415元,那么其它的100元流到什么地方去了?流到民间去了!
   据调查,桂林市仅书画、工艺品商店就有近60个,除几个饭店、美术商场经营外,其他都为个体经营——当然,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情了。这些个体商店的经营额不会低于4000万元,而且给司机、导游的回扣高达40—60%,营业收入的外汇部分绝大部分都不到中国银行结存。以此推算,仅字画一项,就有1000多万外汇人民币流入私人手中。另外,桂林有100多家单位办理各类涉外业务,其中未进行登记的集体、个人,通过代办住宿、交通、游览、就餐等项业务赚取的外汇就有4000万在桂林市流失了。
   旅游外汇流失的主要途径有五条:一是通过亲友的兑换,这是基本途径。二是街头兑换,这是影响最恶劣的途径。三是利用工作之便,私自兑换,这是旅游业的流失主要渠道。其中,饭店工作人员占了很大一部分。四是实际上存在的小费,这也是旅游业中的突出问题。五是旅游者不在指定的国务商店购物,而在民间购物,这恰恰是外汇管理的空白点。
   外汇的流失,其根源是汇率制度的扭曲和“出国潮”所引起的对外币需求的急剧膨胀。前者造成了我国目前实际上存在着的三种汇率:官方牌价、调节价和黑市价。后者则大幅度地拉动外币市场价格的上升,加剧了旅游外汇的流失。
   旅游外汇的流失不仅是旅游业自身的问题,而是一个相当棘手的社会问题,是一个社会性的普遍性行为。因此,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统一对策。
   角色之四:旅游饭店的配套建设
   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的事业,涉及面很广,依托性很强。有人计算过,旅游业和国民经济中的200多个行业有直接的间接的关系,尤其是和民航、交通、电讯、商业、市政建设等部门关系更为密切,从这个意义上说,旅游业又是受多重因素制约的。旅游饭店是旅游业中赚取外汇最多的龙头企业,其经营成果直接与客源有关,但游客的多寡,就是受这些因素制约的。
   首当其冲的是民航运力不足严重影响客源增长。
   目前(指1989年以前),我国共有运输客机170架——可怜,这只为前苏联的2.9%,其中像波音747之类的大型客机只有7架,而日本航空公司一家就有大型客机60架,全日空拥有20架,韩国有17架,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也有10架。相比之下,我们这样一个国土辽阔的大国,客机数量确实是太少了。
   截至到1988年底,中国民航开辟了37条国际航线,288条国内航线,当年运送旅客115万人次,今天的民航规模已相当于10年前的10倍,但是,这还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旅客需求。
   1988年夏秋航班,民航每周安排飞行1500班,提供单程座位17万个,分别比1987年同期增加25.8%和28.5%,。另外,民航平均每月临时安排加班、包航二三百架次,使机组人员不得不严重超飞,空中运输出现超负荷。
   据统计,1988年5月的一周内,北京—西安、西安—上海、西安—桂林、桂林—广州等航班,同一天的游客数量就超出航班座位300——500人。5月1日—5日,仅国际旅行社一家,就有4000多位旅游者订不到机票。5月1日—10日,桂林中旅社的1816名游客无法离桂,使外国旅游者发出“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交通使人愁”的感叹。北京市旅行社组织的一个豪华旅游团一行20多人,因西安上空有雷雨,飞机停飞两天,这个旅游团只好在北京滞留两天,吃住都在香格里拉饭店,光住宿费就是每人每天130美元,这两天的代价使北京旅行社赔了1万多美元。
   赔款事情还小,造成的政治影响可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一位台胞因买不到机票,苦苦哀求售票员:“我只有几天时间签证就到期了,届时如果回不了台湾,台湾当局就会吊销我两年处境资格。”是哦到这里,老人家不由得潸然泪下:“我相信共产党来去自由的政策,可是落伍的交通却无法使这一政策得以兑现。”其情真切,其意中肯,为大陆交通运输落后而担心的心情溢于言表。
   从1988年的客运量构成来看,在旅游交通中占有重要意义的民航客运,其运量仅占全年各种交通方式运量总和的0.15%!
   就以中长途的大宗交通方式——铁路来看,也只占全年总量的13.16%,而事实上,铁路部门的负担并不比民航轻松。
   据铁路部门的统计,1988年铁路每天平均运送旅客370万人次,比1978年每天多运120万人次。现有列车如按正常超负荷运转——即每趟列车超员100%计算,每天需要增开列车230对,最高日全程运送旅客达到440万人次,则需增开客车460对!
   近年来,火车运输的超员压力差不多都倾泻在北京、广州、上海、杭州、西安、福州、武汉等旅游城市之间的线路上。列车上乘客踩着别人的头顶去上厕所、年老体弱的游客因车厢内空气浑浊、人多气温高等原因而死在火车上的,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客运紧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内旅游的迅猛发展。1986年,国内游客达到2.7亿人次,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1/5,这么多的人出门旅游,火车、轮船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
   除了交通问题,中国能源问题也够旅游饭店的经理们头痛的了。
   就拿北京的“电力荒”来说吧,那是每一个北京市民都能感同身受的,隔三差五地停电,商店里的蜡烛成了抢手的俏货。
   除了人口猛增,家用电器大量涌入寻常百姓家,发电设备容量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用电增长速度等众多原因外,旅游饭店的迅猛增长也是造成北京电力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10年前,北京只有北京饭店等几家高档饭店,如今,这个级别的饭店猛增到百余家,其中,仅东郊一家国际贸易中心的用电量,就相当于1949年全北京市的用电量。这些饭店,不仅用电量大,而且浪费惊人。有一家著名的饭店,不仅厅堂里花灯灿若晨星,每间客房也按长了硕大的支形灯具,平均用电360瓦。还有很多饭店使用茶色玻璃。茶色玻璃出现在我们的建筑物上,富丽堂皇,却挡住了太阳赐给的自然光,天晴日朗,也要人工照明,据计算,使用茶色玻璃后,用电量要增加50%y以上。而且,使用这种茶色玻璃的饭店还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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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何老三 | 2015-6-21 08:46:43 | 显示全部楼层
宁夏何老三 发表于 2015-6-21 08:45
角色之三:外汇流失
   应该说,外汇流失和外汇漏损是同阶的。后者看不见,摸不着,比较隐蔽;前者明 ...

北京市政府鉴于北京已经连续缺电14年,短期内又无法解决的矛盾,多次做出了限电、拉闸、超标用电重罚等一系列决定,连旅游饭店也不例外。
   此外,影响客源增长的因素还有入境签证繁琐、副食品供应紧张、旅游环境容量小(举世闻名的八达岭长城旅游高峰时,每平方米竟有游客4人!)、通讯设施落后、夜生活单调、旅游商品贫乏等等问题,甚至连厕所问题也成了外国旅游者不愿来华的理由。
   日本和中国一衣带水,从东京飞到北京三四个小时即可以到达。日本每年有2000万人出国旅游,却只有50万人来华,其中绝少有就业未婚女青年。据统计,日本已就业而未婚的女青年有500万人以上。这些姑娘收入颇丰,经常利用休假出国旅游,1983年就达60.5万人次之多,大致相当我国当年接待日本游客总数的2倍。但是,她们宁肯到台湾、香港或东南亚去旅游,也不来中国大陆,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嫌中国的公共厕所设施简陋,而且脏不堪言!
   正因为旅游业是这样一个渗透性、依托性很强的行业,所以,有关旅游业界的领导才在有关媒体上多次呼吁;"旅游业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理解!”
   (三)
   1988年8月前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掀起了一股报考高级饭店的热潮,数以十万人流加入到了这拥挤的行列,成为我国旅游业中的一大新闻。
   8月1日,当时北京楼层最高(50层)的京广中心招生,近两万人涌进了招生地点——日坛公园。人流如潮,已无法排成队,发报名表的工作人员被团团围在人潮中,无数只手同时在争夺似乎是维系自己前途和命运的报名表,饭店请来维持秩序的警察也只能耸耸肩苦笑。一位从怀柔来的干部带着女儿奋斗了一天,连报名表也没能靠近——2万人中只有8千人拿到了报名表,而实际受聘者仅270人,报名和录取比例是30:1!同年,高考录取比例大概是2.7:1。同年,北京各大棉纺厂招工,劳资干部走遍了附近9个街道办事处,报名者寥若晨星。
   想当年,福州一家宾馆的露天游泳池内,几位外国金发姑娘,身着比基尼在尽情游戏,充分体现人体美,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可是,在自我封闭、自我束缚的中国,这却是不能容许的。于是,姑娘们的行动惊动了附近的市民、中小学生。他们把游泳池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像是在围观外星人,并口出啧言:“这太不象话了!”“有伤中国人的风化!”宾馆的工作人员只好请姑娘们穿上普通泳衣再下水。
   可是,曾几何时,在深圳举行的“全国健美邀请赛”中,中国姑娘也堂而皇之地穿上三点式登上大雅之堂,超短裙、健美舞、迪斯科、霹雳舞、爵士乐不仅也不再被视作西方颓废文化的象征,而且为普通老百姓所接纳。看来,古老的中华民族并非是一个不容外的民族。从末代皇帝溥仪穿西服、带怀表、出入舞厅算起,我们的民族,已经开化得多了。至于集中中外文化与东西方文明于一身的合资饭店备受青睐,使人们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向往。
   旅游饭店在中国的兴起,为发展中的中国赚取了宝贵的外汇,也把中国人那种封闭的心态和传统观念掀了个底朝天,在中国的传统文明中注入了新的活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没有什么合资饭店,那是的饭店全是以政治接待为主,经营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反正都是国家掏钱。合资饭店可就不行了,经营好与坏,直接关系到合资双方的切身利益,其所谓“无利不起早”。他们从建店伊始,就把商品生产的观念引进了饭店,各合资饭店设立的公共关系部就是其中的一项措施。
   想当初,人们对“公共关系”那么陌生,还带着几分神秘,几分怀疑,几分抵触:那不是拉关系,走后门吗?
   可当旅游饭店的公关先生、公关小姐那么漂亮地推销出自己饭店的美好形象、给市场经济带来勃勃生机以后,人们才对“公共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并纷纷仿效,使“公共关系”这一商品生产的产物得以在大江南北扎下根来。
   1984年初,北京长城饭店的管理者听到美国总统里根访华的消息后,敏锐地感觉到,里根如能光临饭店,将给饭店带来极大的利益。于是,一个周密的公共关系计划迅速酝酿并付诸实施了。当时,饭店还未完全竣工,服务设施也不太完善。公关部克服种种困难,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工作。他们几次三番地带领美国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参观饭店,介绍设施和服务,热情地邀请上百名中外记者,协助他们进行采访,为他们提供有关资料。终于,他们争取到了里根在饭店举行答谢宴会和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机会,把里根的大部分随行人员和300余名记者全部安排在饭店下榻。
   美国三家电视台通过通讯卫星把里根总统举行答谢宴会的实况转播到世界各地,300多名记者昼夜不停地把电传稿发往各自的报刊,使得长城饭店收到了多少钱也买不来的效益。饭店开业后的第二年里,70%以上的客人来自美国,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那次答谢宴会和饭店出色的公关工作。
   后来,刚上任的美国总统布什又在长城饭店举行了答谢宴会,这又是饭店公关工作的出色成绩,它无疑会对社会产生一种示范效应。
   但是,随着高档合资饭店的大量兴建和大批国外游客的涌入,也出现了一些始作俑者非常头痛的问题。
   广州是我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特殊政策的城市之一,改革开放搞得早,成绩也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但是,“小偷多,妓女多”,又是广州精神文明建设中面临的一场严峻而又紧迫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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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何老三 | 2015-6-21 08:47:48 | 显示全部楼层
宁夏何老三 发表于 2015-6-21 08:46
北京市政府鉴于北京已经连续缺电14年,短期内又无法解决的矛盾,多次做出了限电、拉闸、超标用电重罚等一 ...

1988年2月,广州市的专业作家伊妮女士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报告文学《阳光下的思考》,大胆而又详实地介绍、分析了广州出现的卖淫嫖娼现象,笔者甘愿冒“剽窃”之名,引用其中一段情节:
   广州D酒店是全国数家令人瞩目的中外合资企业之一。这家现代化、多功能的旅游宾馆,建设总投资为9亿港元。整个设计构思以室内园林景色为主题,并以“九最”雄踞中国大陆:
   全国最大的酒店;全国最大的酒店大堂;全国最大的酒店会议中心......
   然而,这个酒店在1986年9月20日下午,却兴师动众地召开了有主要管理着和1000多名员工参加的“处分西厨员工何++卖淫堕落大会”。看得出,这只是酒店借此“杀鸡警猴”,这透露了D酒店的深层隐忧。
   D酒店员工总数为2700多人,女工占54%左右,这批人数庞大的女工中又有90%是17—22岁的妙龄女郎。她们年轻漂亮,风姿绰约,堪与仙女媲美。她们又大多年轻幼稚,缺乏社会经历,极易受物欲的引诱,很多人对性观念采取无所谓的态度。
   这批年轻漂亮的女工,面临着多重诱惑:
   ——西方酒店经营方式的渗透
   该酒店酒吧女经理S女士,是一位外方经理,她经常指教手下的女服务员如何对男顾客“放电”,扭摆腰肢,卖弄媚态,用色情挑逗笼络男顾客。
   ——金钱物质的引诱
   应聘前来D酒店的外籍及香港高级员工,每月薪金都在1万甚至几万港元以上。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有“D酒店的女仔既便宜又漂亮,玩玩何妨”的念头。他们先是对女员工施以小恩小惠,然后升级,直至勾搭上手。对于那些他们看不上的女工,则大声责骂并排斥。
   ——一晋升和留学做诱饵
   据有关人士透露,D酒店自1984年部分开业、1985年8月全面开业以来,已有一批又一批的女子,因与外籍管理人员或住店的外籍及香港客人联络上感情,或发生过关系,从而出国定居或出国留学的,酒店当局已经难于统计。酒店也辞退过一批外方教唆犯,然而,不正之风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中饭领导忧心忡忡地说:“许多女仔,看着她们一批批进店来,又看着她们一批批变坏,我们很担心广州的女孩子们成了牺牲品。”(引用到此结束)
   虽然,改革开放犹如推开了我们紧闭的窗户,还送来了新鲜空气,同时也难免飞进来几只苍蝇。旅游饭店中的卖淫、嫖娼现象也绝非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提醒那些准备报考或已经在旅游饭店工作的妙龄女郎,豪华饭店虽然貌似天堂,但天堂中也有诱惑和陷阱。
  
   现在,海内外都公认中国是世界上饭店建设速度最快、建设规模最大的国家。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在短短8年时间内(1980—1988年)把涉外饭店客房总量从3.2万间增加到20万间以上。
   中国还是世界上高档饭店最多、高档客房比重最大的国家之一。美国某权威杂志1986年曾公布世界上60家拥有1000间客房以上的五星级饭店,其中中国占4家,以在数量上超过英国、法国、西班牙、新加坡、日本和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些家饭店又都在广州,占广州当时客房总量的35%以上。
   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世界上在饭店领域引进外资和外方管理最集中的国家之一。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遥遥领先。由于合资合作饭店享有内资饭店不可比拟的优越条件,所以截至1987年底,全国已有160家中外合资饭店,在建的还有160家,其客房总数约占全国客房总量的35%。
   我国政府给与合资饭店的优惠政策,其初衷是为了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资支援旅游业的发展,为国家赚取更多的外汇。但是,经是好经,可惜被有些人念歪了。个别经营者置企业的经营活动于不顾,把合资饭店当成自己拉关系、走后门、行贿受贿,为自己加官晋级的台阶。一位饭店的经理就曾经这样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饭店经营得怎么样,那不是我操心的。我的任务就是来饭店视察、学习的每一位领导、每一个关系户,将来也可以升个一官半职。”
   黄山一位旅游宾馆的经理苦笑着对我说:“我们的宾馆只能是独立算账而不能独立核算!”1985年,这个宾馆接待了几十位部级以上的高官,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到黄山也要求住高级宾馆,经理不得不把接待外宾的房间倒出来给他们住,他们临走前按优惠价付房费,并且公开索要土特产。
   某大城市的一个旅游饭店,也是主要领导的一句话,从国外购买了一套1000多万美元的舞台音响设备。住在这里的外国游客寥寥无几,却能看到当地官员在这里休息、跳舞。这套价格仅次于北京昆仑饭店的音响设备,究竟是为外国旅游者服务,还是为首长服务,连三岁孩子都能看得出来。
   各地盖旅游饭店成风,还和首长批条子有直接关系。《北京日报》1988年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这道闸门为何关不住——从膨胀的基建规模看基建热》。文章提出:“从膨胀的基建规模成为北京市沸沸扬扬议论热点的时候起,我们就萌发了一个近情近理而又带着几分天真的疑问,市规划局这道闸门,为什么不能闸住那本应闸住的城市基建规模呢?”原来,“规划管理的闸门并非完全掌握在规划局手里。”
   “一天,一张有领导人签子的批示传达到市规划局,批示的内容是同意某单位在一个公园北侧盖一栋高档宾馆。
   规划管理人员为难了,按照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这个公园北侧应当是2000亩公园发展用地。换言之,这里不适合盖宾馆。但是,他们不得不选择本不该选择的答案。于是,一座高档饭店和一栋招待所,在那片今后本应是一片公园的绿地上高傲地拔地而起了。”
   文章还披露了地处京华闹市的金鱼胡同里争相盖宾馆、饭店、招待所的问题。这条胡同只有数百米,却成了一块建设的风水宝地,先后建了近10家高级宾馆、饭店、招待所。这里的市政设施、道路交通都根本无法承受这大厦云集的重负,市规划局不能不据理反对,也着实顶过,但结果都因为有来头,还是竞相直插蓝天矗立起来。
   当然,首长批条子缘于各种原因,或是有的部门神通广大,手眼通天,甚至把关系一直疏通到那些深受尊敬的领导那里。领导认为这是好事又不是谋私利,理应支持;或是因为缺少建设资金,只好借他山之石。可是,这些条子汇集在一起,国力负担得起吗?
   解放后,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对于一哄而上这种极不负责、极不正常、后果又极不可想象的经济现象,人们已经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大炼钢铁、超英赶美、海南汽车事件、全民经商......旅游饭店热又何尝不是一哄而上!据此,西安一家尚未开业的合资饭店——神州假日酒店在给美国假日酒店总店的材料中悲观地写道:“西安1989年的客房使用率仅能达到21—29%。”这应该是全国各地盲目兴建旅游饭店的后果作的注脚吧?
   “投资少,见效快,成本低,创汇多”,这个过去一直是某些领导借以投资旅游业尤其是旅游饭店的乐观公式,也不能不算是旅游饭店热的一个诱因。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虽然,近年来我国的旅游业外汇收入增长很快,年外汇收入1984年突破10亿美元后,1987年达到18.5亿美元。然而,我国旅游业的创汇水平又是很低的。1984年外国旅游者在美国的人均花费是846美元,日本为451美元,而我国仅为88美元。1985年我国出口总额为273.6亿美元,而旅游业的外汇收入仅12.5亿美元,占同年外贸收入的4.6%。由此可见,我国旅游业的创汇优势并不十分突出。从旅游投资的宏观效果看,1986年,旅游业的固定资产为147.4亿美元,外汇收入为15.3亿美元,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平均产值是10.5美元,约合人民币39元。当年,我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平均产值是109元,旅游行业远远低于这个平均值,也落后于绝大多数行业。1987年旅游业的创汇虽然达到18.5亿元,但这里包括了各种企业成本,如折旧、易耗品和能源费用、工资、管理费、广告费、地租和贷款利息等等。如果扣除这些成本费用(这里,相当一部分费用必须用外汇支付),旅游业的毛利还能剩下多少呢,旅游业的资金利润率又有多大呢?还有,旅游业的换汇成本究竟是多少呢?在当时的投资规模下,旅游业在赚取外汇方面一定比外贸部门更有优势吗?这些,都值得有关部门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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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何老三 | 2015-6-21 08:48:44 | 显示全部楼层
宁夏何老三 发表于 2015-6-21 08:47
1988年2月,广州市的专业作家伊妮女士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报告文学《阳光下的思考》,大胆而又详实地介绍 ...

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是企业预算约束软化。所谓“企业预算约束软化”,是指企业收支之间关系松弛,企业高于收入的支出部分将由其它机构承担。具体地说,就是由国家承担。国家与企业之间存在着一种“父子”关系,企业都是国家的,国家对每个企业都施“父爱”,国家对企业有抚养资助和保护的责任,而企业对国家有着讨价还价、索取资金补贴的依赖关系。
   科尔内的理论用于解释“旅游饭店热”现象也是很贴切的。
   我国旅游饭店的建设同样存在着软补贴、软税收、软信贷、软行政价格等预算约束软化现象,这使得饭店对价格信号反应迟钝,按比例调整要求的压力逐渐减少,使饭店管理者的注意力从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等经营活动转为向国家讨价还价、减免税收、索取财政补贴、拖欠贷款等和饭店经营活动毫不相干的“院外活动”,使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衰弱,国家的宏观控制和计划调节落空,甚至出现官倒、官商、行贿受贿等腐败。
   旅游饭店投资热与饭店的软信贷有很大关系,我国目前对于固定资产的管理分属于国家计委和财政两个部门:新增固定资产由计委统一调拨,投资一年后,资产增量即按资产存量处理。这实际上是割裂了投资与经营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这种分段管理的方法,助长了企业重投资、轻经营,只求发展规模,一味贪大求洋,提高饭店档次、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等人们不易察觉的问题,而计委对于做出的财政拨款,没有也无法进行反馈和控制,也就是说,只管投入,不管产出。
   那么,中国旅游饭店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呢?
   依笔者不成熟的看法,首先是旅游界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国国家旅游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拒绝承认饭店过量,直到1987年的全国旅游局长工作会议上,国家旅游局还没有警觉到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了,还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有的地方高档饭店建得多了,中低档饭店数量不够。在许多场合,力主控制饭店规模的舆论还遭到了领导的批驳。该局企业司在这次会议上关于控制饭店档次、控制外方管理的报告亦未受到重视。同年8月,全国重点旅游城市旅游局长工作会议上,国家旅游局终于承认了失控现象:一些旅游重点城市旅游饭店的建设速度远远超过了国外来华旅游者增长的速度,饭店的档次偏高,而且有继续盲目发展的趋势。中外合资建设的和高价聘请国外饭店管理集团管理的饭店偏多。但是仍然没有向上大声呼吁并落实控制方针,甚至希望媒体不要公开报道。1988年4月的全国旅游局长工作会议又重申了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批判,没有任何的实际调整政策出台。为什么最敏感,最应保持科学精神的国家主管机构会如此乐观和疲软呢?很明显,这个机构并不处在独立的权威的全行业管理地位上,因而不可能统一归口控制宏观局势。第二重要原因是,国家旅游局为了保护旅游系统自身的饭店投资规模,有意无意地淡化了矛盾的性质。最后是因为有关领导确信饭店问题未必严重,无须惊慌失措。
   不难想象,地方旅游局也出于同样的原因“拷贝”了国际旅游局的态度。
   而在旅游系统外,基本上谈不上清醒和公正。宏观控制的缺漏,对旅游发展的误解,激起了全社会介入旅游涉外经营的狂热,包括外资在内的大量投资为盲目追逐超额利润涌向饭店建设,先前一直被列为“奢侈之风”的楼堂馆所争相披上旅游的合法外衣,从中央到地方的首长工程、条子工程更是泛滥成灾。这些依仗强大背景的饭店项目,不服管辖、不怕亏本、攀求高档,使形势混乱不堪,连计划部门、外经贸部门和金融部门、统计部门都如入云雾,究竟有多少饭店,怎样的饭店,在什么时候盖的,谁也闹不清楚。尤其可怜的是,不少部门和领导拒不研究旅游市场的需求和饭店经济规律,仅仅把饭店看成是权利的象征和城市的标志,他们认为,饭店是永远不够的。
   一言以蔽之,在中国旅游饭店问题上,像镜子一样也照出了官商不分,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等种种不正之风甚至腐败。
  
   20世纪末,中国旅游业面临的问题是严峻的。
   充满希望而又充满忧患的中国旅游业,就像改革中的中国的缩影,愿你能经受住这严峻的考验,在世纪末的烈焰中变成一只腾飞的凤凰!
   (本文写作于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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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何老三 | 2015-6-21 08:56:59 | 显示全部楼层

4月底,到西安参加西部文学颁奖盛典,期间和一位老朋友、西安一家旅游饭店老总谈及旅游饭店问题,恰巧手中有一篇36年前发表的关于旅游饭店问题的时评,就“不合时宜'地发在这里了,供批判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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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专业,用数据说话。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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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何老三 | 2015-6-22 17:04:51 | 显示全部楼层
天蓝海蓝 发表于 2015-6-22 09:23
很专业,用数据说话。拜读!

谢谢天蓝海蓝朋友的关注!这篇文章确实比较长而无味,谢谢你有耐心把它读完并留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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