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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还是春节前的事了，早饭后，信步来到民洁路闲逛。早市已近尾声，人群依然熙熙攘攘。卖水果的，卖蔬菜的，卖服饰和日用品的小贩，还在大声吆喝着招徕顾客，城管们已经拿着扩音器大声督促着：“到时间了，收摊儿咧，收摊儿咧！” 这里的蔬菜比上海要便宜一些，如，一斤大葱，上海闸北要五块一斤，这里只有二块五。但有一种东西，却比上海贵了一些，那就是书。 民洁路靠近与大寨路交界处，摆了一个临时的书摊，明码标价：图书十五元一斤。其实，图书论斤卖，许多年前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在上海四川北路一家书店，一般图书十元一斤，清仓图书只卖六块八。当然，也有更贵一些或打折卖的。尽管已是古稀之年，脑钝眼花，书依然对我残存着某种魅力。于是，不由自主地凑了过去。 书摊前还不算太冷落，三三两两，有来有往，且大多是中老年女人。她们翻翻看看的多，舍得掏钱买的少。但是，并非没有。偶尔会看到她们当中，有人把书拿到电子秤上去称，接着付款而去。能吸引她们眼球，引起她们兴趣的书籍，主要是养生的，健体的，美容的，烹饪的，还有可以让下一代成龙成凤的学习辅导读物。文史哲类的很少有人问津，尤其是装帧考究，版本各异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格外被冷落。 中老年男人只顾提着或拉着买好的蔬菜和日常生活用品匆匆走路了，舍得驻足浏览的很少。那些青年男女，只顾边走路边低头摆弄掌中的手机，舍得向前翻翻看看的更少。 人们需要营养，需要健康，需要快乐，需要漂亮，更需要下一代茁壮成长。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小到个人、家庭，大到民族、国家、社会，还有一个更宝贵更重要的东西，它恰恰蕴含在“文史哲”之中。也许，作为一个人，一个家庭，只要有吃有穿，平平安安，这种东西似乎有无问题不太大。但是，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有无这种东西，那问题可就大了。人是社会的最小元素，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细胞。国家和社会的责任，除了让本民族，以至于每个人，每个家庭，尽可能地做到丰衣足食外，还要有一个健康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有一个既丰富多彩又清朗阳光的情趣，有一个凝聚人心，团结奋斗的伟大灵魂。它不可能靠人的本能本性自然产生，是需要育化，养成，灌输的。 我轻轻翻看着少有人问津的文史哲书籍，尤其是触摸到那些装帧考究版本各异的文学名著，如同在大庭广众之下，问候一位遭遇落魄，一脸尴尬的老朋友。记得八〇年前后，我是找到我们部队的俱乐部主任，颇费了一番周折，才买到《红楼梦》《聊斋志异》和《汤显祖集》的。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成了一个“老朽”，而这些被称之为“不朽”的文学名著，竟然“朽”得论斤卖也卖不动了。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何况，书摊前的女人虽然不太多，也有五六个吧！那热闹劲儿，也就别提了。什么食物有营养，什么食物能养颜；什么食物能长寿，什么食物能防癌；如何搭配更科学，如何烹饪更美味。有人得意洋洋，夸赞乖孙女儿学习自觉，成绩优异；有的一脸无奈，叹息宝贝孙子贪玩厌学，总在全班最后十名内徘徊。也许生活太优裕了，这些资深美女们丰满如薛宝钗的多，骨感如林黛玉的少。减肥，便成为她们不厌其烦的话题。互相逗趣，插科打诨，激动处，说得吐沫星子乱飞，得意处，笑得前仰后合。 当然，也有不爱凑热闹的。这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女人，对周围的高谈阔论，似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清雅恬淡，不苟言笑，只顾用纤长柔软的手指，在那排遭受冷遇的书籍上抚来摸去。她凝神专注，心无旁骛，看来是专为书摊来的。清水脸儿，不甚白皙，柳眉凤目，气韵端庄，另有一番清秀。齐肩短发，雅致而简约。头上一顶盔式枣紫色呢绒女帽，旧的，且有些褪色。一件蓝黑色的厚呢子风衣，紧裹着她苗条得有些单薄的身子。风衣也是旧的，袖口磨毛了边。长筒黑色女靴款式倒还时尚，虽然不太脏，擦得也不太亮。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不算富有，又不太贫穷的女人，一个洒脱利落，又不太修边幅的职业女性。最后，她把一本精装的《图说美学》、一本简装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和一本简装的《中国历代诗词曲赋大观》，放在了电子秤上。 “嗬，都是大部头的。”卖书的小伙子笑嘻嘻地说，“这样的书多着呢！再多选几本吧，来，我给你推荐几本。” “今天就买三本，快看看多少钱。”她嫣然一笑说。 “三斤半，五十二块五。” “哼，抠门儿！五毛钱也要？”站在旁边的，一位慈眉善目，长得白白胖胖的老太太笑嘻嘻地说。 “好，就收五十二块。”小伙子说着，把三本书小心翼翼地放到一个浅绿色的塑料袋里，递到中年女人手中。 中年女人接过书，付过款，像她匆匆而来一样，又匆匆而去了。她步履快捷，目不斜视。不一会儿，那朴素淡雅苗条的身影，便消失在依然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 “张姐，你给孙子买那么多书，他看得进去吗？” “看进去个鬼哟！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摆饰！” 听着她们的对话，看着她们手中的书籍，心想：也许，家长们看的书，有的的确在书摊上。而处在启蒙期的少年儿童最需要看的书，往往不在书摊上，而在家长的言行举止中。
2016年3月28日于西安市融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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