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贤富散文】杀年猪

显示全部楼层 · 2016-9-12 07:35:33

　厕所里的蛆虫死光了，饭桌上的苍蝇绝迹了，杀年猪腌腊肉的时候到了。邻居们挨家挨户杀年猪，高高兴兴地喝杀猪汤。几个月没沾油腥的我们，肠胃跟生锈的铁皮烟囱一样，四处漏气了，我们不断提出杀年猪的要求。
　　父亲说：“没钱扯税票，杀不成。”
　　年少气盛的我们，强烈反对父亲的这种说法：“自家喂的猪，向谁交税？”
　　“要杀，你们杀去，我不敢！”
　　“铛，铛，铛”，正当我们七嘴八舌地围攻父亲时，坝子里响起震耳欲聋的铜锣声。锣声停止，又响起洪亮的叫喊声。
　　玩猴把戏的来了！家家户户纷纷往锣声方向跑去。我们立刻停止争吵，也飞奔而去。
　　“铛，铛，铛”，“为人莫学李大照，杀了年猪不扯票。打锣游街讨苦吃，
　　皇粮国税逃不掉。”原来是李大照打锣游街。他一遍又一遍，机械地重复着。
　　这李大照是当地有名的文化人，他的这番说词琅琅上口，我们一听便记住了。后来，每当小孩子成堆时，我们便一只手的手心当锣，另一只手的食指当锤，口中喊着：“为人莫学……”，玩起这捡来的法制游戏。
　　人越聚越多，负责押送的民兵队长示意李大照停下，然后清了清嗓子：“同志们，出一个通知：凡杀了年猪未交税的请听清楚，十天之内主动上交的，政府不予追究。过时不交的，跟李大照一样的下场——全公社打锣打街游，三元八角钱的屠宰税照缴。请知道者互相转告。没听清？我再说一遍……”
　　训完话，又押着李大照到其他地方打锣游街去了。
　　我暗暗佩服父亲的坚持，要不是父亲头脑清醒，我们也够打锣游街的资格了。
　　回到家，父亲轻言细语地打趣我们：“谁愿去打锣游街？谁愿去，杀了年猪全归谁！”
　　我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真是无志无能，喂得起年猪扯不起税票。喂老死算了，我们吃不成，别人也莫想吃。”母亲像在生自己的气。
　　汉子无钱三声哑，一块钱难倒英雄汉！这三块八角钱现在看来不值一提，当时却等于一个农民的月收入。有为吃一头年猪，甘愿奉上一个月工资的人吗？如果有，必是被逼无奈。
　　这头吃过我肉喝过我血的年猪，要是没有父亲的调包之计，它早进五谷轮回之所，肥庄稼地去了。那一年春节过后，大哥大姐被生产队吸收为正式农民，干家务活的接力棒便顺延到了我的手上，每天放学回家，剁猪草、煮猪食和喂饱两头猪，便成了我的例行公事。
　　初学剁猪草，又大又锋利的砍刀使我难以自持，咣铛一刀下去，觉得左手食指震颤了一下。停下一看，左手食指根部被砍去好一大片肉。低头一看，那片肉像个蛋卷一样，滚落在猪草堆上。砍去肉的地方，先是白白的，接着钻出无数芝麻大的血珠。一眨眼，血液泉水一般朝外涌，不断欠地滴落在剁细的猪草上。我赶快抓一把灶堂里的柴灰，死死地按在冒血的地方。血止住了，滴下的血和砍落的肉成了猪的美食。
　　傍晚，母亲收工回家看了我受伤的手后，心疼不已，决定把猪卖掉一头。一是减轻我的负担；二是购买这两头猪的猪苗款，是在信用社贷的，年前催讨过好几次了，家里承诺卖了肥猪归还，时间拖长了也付不起利息；三是国家实行计划经济，针对农民的生猪政策是：“卖一吃一，卖大吃小。”也就是说，如果你家里养有两头猪，必须把那头大的卖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小的归己。尽早卖掉大猪，再集中精力养肥小猪过年也是明智之举。全家形成一致意见！
　　有一天，供销社负责看生猪的同志从村里经过，父亲把他请到家里，拿出仅有的几皮旱烟招待他，带他看那头大猪。那位同志一眼就看中了，并毫不犹豫地开了合格证。
　　第二天，父亲手持合格证，却把那头小猪抬到供销社。供销社的人死活不收。父亲振振有词，说这是你们派人看过的，他看走了眼，责任在他，要我抬回去，你们必须付工钱。再说，准备杀的猪提过尾巴了，抬回去也是等死。父亲言之有理，供销社的人自觉理亏，勉强收下。这头喂满两年的猪，卖的钱刚好偿还两头猪苗的贷款本息。
　　调包计运用成功，父亲回到家，高兴得跟捡了个金元宝似的。
　　母亲问：“杀了还是养着的？”
　　“杀了！”
　　母亲的泪水夺眶而出：“好可怜哦，一颗粮食没捞着就挨了刀，想起就心酸。”
　　侥幸留下的这头年猪，屈指一算，也养满三年了。现在养猪场的猪，满六个月必须出售，多养一天便多亏一天。我家这头年猪要是生在今天，都死过五六回了。如今的猪吃什么料长肉，人们就想方设法搞什么料。玉米啦，骨粉啦，鱼粉啦……比那时的人还吃得好，当然长膘快。那时的猪吃草根树尖，养上两三年，也只能杀七八十斤肉。
　　也许三年的阅历，已使我家这头年猪嬗变成精，它能从人们贪婪的目光中，捕捉到愈来愈近的死神的身影。几天来，它不仅食量骤减，而且屡屡翻越石围栏，试图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当母亲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时，父亲说：“想死就成全它。这几天在外头颠来颠去的，你以为我在玩？我在想办法搞死它噻！”
　　一天晚上，父亲提着一个透明的玻璃瓶，里面装着半瓶水，一进门就眉飞颜舞地高声宣布：“明天杀年猪。”
　　我们欢呼雀跃。
　　母亲大声训斥道：“早点睡，不听话的明天不给‘年贴’吃！”我们当地称猪的胰腺为“年贴”，它是我们至今仍然难以忘怀的美食。
　　我们赶快脱衣睡觉。
　　父亲和母亲总是不停地耳语，显得神秘兮兮的。
　　我们很快进入梦乡。
　　……两个人在前面，每人紧抓一只猪耳，一个人在后面提着猪尾。三个人的身子尽力前倾，并大声地嘻笑着，吆喝着，把猪拉向杀猪板凳。那年猪呢，四脚后蹬，拚死摆头，厉声嚎叫，企图摆脱被宰杀的命运。大人张罗着，小孩呼啸着。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都乐开了花！一会儿，白瓜瓜的年猪倒挂在楼梯上，锋利的刀尖划开肚皮，白嫩嫩的蒙肚油争先流出体外，接踵而至的是紫红色的“年贴”。我们猴急猴急地接过“年贴”，撒上盐，用鲜南瓜叶包好，埋在灶膛的热灰里。十分钟后，热烙烙的“年贴”出炉了，我们每人一小截，那人世间的美味珍馐啊……
　　一阵稀稀苏苏声将我从梦中惊醒，我睁开眼，嘴里还在回味年贴的美味！只见昏黄的油灯下，父亲双手紧攥着那个玻璃瓶。
　　我翻身下床，父母几乎同时发出这样的吼声：“还早，快睡！杀猪时叫你。这几天猪反常，我们去看它跑脱没有。”
　　父亲说完，打开玻璃瓶，闻了闻：“好香啊！”
　　我鼻子里飘进几个酒分子，那时酒是稀罕物，农村家庭每家过年时才能分到一斤。
　　“香就喝一口嘛！”母亲说。
　　“怕量少了搞不翻噻！”
　　“也不差那一口嘛！”
　　父亲扬起瓶子猛吸一口，鼻子瞬间皱成了一绞麻花，然后轻轻推门走出去，大哥和母亲紧随其后。接着，夜空里传来猪的尖叫声。叫声渐渐减小。
　　父亲回来后没再上床睡觉，而是不停地在堂屋中央踱步。我怎么也睡不着了，一直躺在床上烙烧瓶。天麻麻亮时，父亲愣了愣，轻推大门走出去，几秒钟后又高兴地踅回身，轻声地告诉母亲：“断气了。天亮了请队长来看一下，打个证明，病死猪可以免交屠宰税。”
　　我听得真切，原来年猪被父亲用酒精毒死了！
　　天大亮了，我不顾一切地冲向猪圈。年猪的灵魂早已离我而去，只留下七窍流血的尸体供我们解馋。我悲从中来！永别了，我精心伺候的年猪！
　　母亲故意大声喳呼给邻居们听：“昨晚上年猪死了，快烧水烫猪。过年猪发瘟，顺头路！”
　　水烧开了，淋的淋开水，刨的刨年猪，一家人忙忙活活的。连平时气量狭小懒惰成性的，今天也变得宽怀大度殷勤懂事。一会儿，浑身布满红瘢的年猪，倒挂在楼梯上了。尖刀划破肚皮，血液喷涌而出。父亲大喊：“快拿盆接仓血，今年血财好旺！”殷红的血接了满满一大盆。“年贴”抠出来了，像血溜子一样滴着黑血。我们幼时最爱的美食，今天却兴味全无。后来，这“年贴”是怎么处置的，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吃中午饭了，几大碗肥肉等着我们大快朵颐。炒肉时产生的油烟，把母亲的嘈气熏发了，清口水像暴雨下的屋檐水，自唇边滴落。这是习惯了山芹野菜的身子，对高脂肪食品的过敏反应。此时这种身子，要是吃进高蛋白高热量的食品，毒死人也不足为奇。这不是耸人听闻！“感冒吃鸡，神仙不医。”“吃牛肉，发马疯。”这是那个时代人们生活经验的总结，能说明一切。
　　好久没吃肉了，肚子里的蛔虫闻到肉香，也争相爬上喉头来探望。我喉咙痒痒的，一阵呕吐，几根蛔虫赫然落地。那蛔虫两头尖尖的，像丢在地上的弹簧，不停地弹跳。“宁可疮灌脓，莫让嘴受穷。”我猛吞肥肉，蛔虫返回胃里争抢肥肉去了，暂时无事。一家人集中精力大块吃肉，咀嚼声响成一片。
　　母亲坐在灶前，眼巴巴地羡慕我们吃，嘴唇不自觉地抿动，牙巴像在嚼东西一样不停地错动。
　　父亲夹起一小片，慢腾腾地放进嘴里，嚼一嚼，叹一口气，再嚼一嚼，再叹一口气：“唉，害死了又来吃它的肉……心里不舒坦……”放下碗筷，怏怏地走出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