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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出洋相 长篇小说《生生死死》连载之五
回到家里，父母亲问我感受。我故意说：“把人能累死，我不学咧！” 父亲问：“累，有多累，有到南安沟里挖坡累么？” 我说：“差不多！” 知子莫如父。父亲一看我的神气，知道不是真累。就说：“好好给我和你妈说，学得成？” 我把水果糖掏出来，给他们一人手里塞了一颗说：“喔有个啥学不成的，能学！” 父亲说：“能学了就好好学。咋,人家给你发的还有洋糖?” 我说：“这不是发的，这是张大哥和几个师哥给的！” 母亲问：“咋，哪咋给你没发？” 我就把管乐的饿狼孩子和另外几个匪娃子抢我水果糖的事说给他们听。父亲听罢问：“那你们没给管乐说？” 我说：“张大哥不叫问！” 母亲说：“听你张大哥的！啥地方都有匪娃，今后出门自己小心些，一个人不要乱跑了！” 我说：“知道了！”我忽然想起，张大哥还奖了我两毛钱。我从裤子口袋掏出钱交给父亲。 父亲一脸严肃地问：“钱哪儿来的？不是说好前两年不拿工资吗？” 我说：“不是我要的，是我张大哥奖的！” 母亲说：“那就给你装上！” 我没有装，我把两毛钱交给了母亲。母亲接过钱说：“妈就给你保管上！” 后来，乐人们除过到远地方跟事，只要塬上有人家遇事，张大哥就喊上我，虽然我每次还只敲个盅盅，但我盅盅敲得已经能跟上节拍了。张大哥对我的表现也很满意。时不时的奖给几毛钱，有一次跟事回来，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做好了将来当乐人、吹喵喵戏的思想准备。我觉得这话问的好生奇怪，就反问他：“张大哥，你是怕我学不会吗？” 张大哥说：“哎，你不知道，我心里清楚得很，想跟我学吹喵喵戏的人，不是你一个，多得去了，但十个有九个都是心数不正，谋势着咥我的活呢！他们想把本事学到手，然后把我撇开，另起炉灶，另搭班子。你八哥这人，你也看到了，成天阴得跟个鬼一样，他早就想离开这个班子单干了，就是缺一个敲鞭鼓的人。他曾几次跟我提说，想让他表弟跟我学，——噢，就是你们村上的，听说叫个啥丁革命。我一直没应承。如今收了你这个徒弟，就把他得罪了不是？” 张大哥这么一说，我终于明白了多天以来，张八哥不理睬我的原因。原来毛病在这儿呢！难怪革命总是问我，张大哥还收不收徒弟。没想到，学这么一个吹喵喵戏的手艺还有人嫉妒。我说：“大哥，你放心，我一辈子都会跟着你干，我不会当那没良心的狗！” 张大哥没有说话，只轻轻笑了。他从外衣口袋掏出一个小学生作业本交给我，上面花满OO和XX，张大哥告诉我，这是他整理的鞭鼓谱子。他还教给我这些奇形怪状符号的读法，让我没事了就拿出来记。我觉得挺好玩的，就经常念着这些“嘚儿咯朗当吃打吃”。有一次睡着了，梦里笑得咯咯的，母亲问我笑啥呢，我说“嘚儿咯朗当吃打吃”。 我们村里和我同年同岁的孩子共有5 人，除我以外，还有爱国、爱民、革命和跃进。最初是我们村里人，后来是附近村上人，再后来就是我们牛角塬上人都知道我们丁旮旯这5 个娃，人们叫我们“五大娃”。我们5人上学念书，斫柴做草，调皮捣蛋，喜欢结伴而行。自从我跟了乐人张大哥他们学手艺后，我便经常有水果糖吮。我把水果糖拿到伙伴中显夸，伙伴们把结我，谁对我好，我就给他糖吃。无形中，我在5人中有了号召力。 秋天了，玉米棒子掰回了场，红高粱也被砍下了大脑袋，一架子车一架子车拉回了场中央。这年十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跌绊了一年多时间，陷于停顿的所有学校自从通知发布后，学生又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学校的丁老师通知我们回校上课。我对父亲说，我不想念书了，我还是想学乐人。我碎心当时担心的是，不学乐人，以后就没有水果糖吮了。父亲搔弄着他的秃光头，思谋了半天也没拿出个主意。 那天中午，他只吃了半碗面，喝了半碗面汤，连蒸馍也没吃。要搁以往，这么香的裤带面，他少说也要咥两大碗。他对我母亲说：“爱党娃这事把人为难的，让他不念书么，觉得识的字太少；念书嘛，又怕把乐人耽搁了！” 我母亲说：“也是的，碌碡拉到半坡里咧，一丢手，肯定就滚下来了！” 父亲又一次搔弄着他的秃光头说：“是这向，我后晌去问一下张大爷，看他咋说？”吃罢饭，父亲没有停，提着旱烟袋就出门了。 半后晌，父亲回来了，眉毛舒展的，鼻眼窝里有明显的有了笑意。他给我和母亲说，张大哥告诉他，让我书还继续念，乐人也还继续学。今后凡是上学时就不要打搅，星期天，如果有人遇事，就跟上他们一起去。念书和学乐人都是学长远的本事，都不能耽搁。 这样，我便成了一个双重身份的人物：念书娃和乐人娃。我衣服口袋里的水果糖便没断过。 冬天，麦叶长高的时候，农民们怕过早发旺，就把生产队的牛马驴等大牲口放到麦地里让它们吃。前村有一头关中驴，个头高大，但性格温顺。每天上学放学，我们都要经过这一大片地。同伴们为讨好我，得到一块糖吮，便把这头驴圈住，把我扶到驴背上，让驴充当我的坐骑，一大群孩子，牵的牵，赶的赶，浩浩荡荡，颇为壮观。 一回上算术课时，我眼窝盯着老师在黑板上写算式，手在桌子底下剥糖纸，撕撕啦啦地，这个举动被丁老师发现了。丁老师突然把教棍在桌子上一敲，厉声问道：“丁爱党，你手在桌子底下干啥？” 我说：“老师，没干啥！” 丁老师显然已经发现端倪，他并不相信我的鬼话：“没干啥，你把老师当瞎子吗？你鬼鬼祟祟到那儿已经轻狂半天了！”他提着教棍直奔我而来。我吓得双腿嗦嗦打颤。丁老师走到我跟前，又一次厉声叫道，“把手伸出来！” 丁老师是我同龄人丁爱国的父亲，村上人都亲切地称他为丁先生，按辈分我叫他四伯。先生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博学多识，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平常很受人尊敬。听父亲说，我的名字也是丁先生取的。我曾经领教过他教棍的厉害。 我赶紧丢了糖纸，手慢慢伸到他面前。他左手抓过我的右手，他握教棍的右手高高举起，狠狠地朝我左手心抽了下来，我本能的把手朝后一缩，教棍没有抽到我的手心却抽到了他的手上。他疼得直嘘唏：“哈——，你这个碎狗日的，还给我来这一套！噗——噗——”丁老师吹着自己被教棍敲疼的手转圈圈。 “轰——”，教室里一下子像炸开了锅，同学们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女生们都把头埋在桌子上笑，男生们则站起来甚至弯着腰捂着肚子夸张地笑着说：“笑死人了！” 上课出了丁老师大洋相，老师自然不甘心，他把我父亲叫到学校，让我父亲把我领回家。我父亲可能是平生第一次让丁先生当贼一样地训斥。看着我，秃光头上的青筋爆得老高。求爷爷，告奶奶。父子俩歪歪扭扭地一人写了一张保证书，保证今后一心念书，不再想别的五麻六道，才把学籍保留住了。 但是，我当乐人的贼心并没死，只是在老师的强烈干预下，我的策略改变了。从那时起，我就尽量少跟张大哥出门跟事，即使有时偶尔偷着出一回门，也再不敢把水果糖装到学校里给人显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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