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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应该挣钱了
就在乔阳十五岁那年，母亲因为积劳成疾，生病了。这一病就病了大半年，虽然拣回了一条命，却花光了家里的全部积蓄。从此，母亲的身体完全跨了。可是，生活在农村，没有劳动力，就不能挣工分，没有工分，也就没有了生活的来源。一大家子的人，仅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是完全不行的。 父亲便打起了乔阳的主意，跟乔阳母亲说：“阳的书别念了，该叫他挣钱了”。 母亲不说话，她不想呀。在她的心里，乔阳将来一定是有出息的，不让他念书，就是断送了她的希望。这，不是她想要的结果。可是，想想自己的身体，再看看身旁的几个小的们，她没有再说什么，默认了。 或许，这就是生活，在生活面前，什么都是可以改变的。 那一年，乔阳的父亲调到县委宣传小组（当时还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县委、县政府的机关名称还没有改过来，不伦不类）任副组长，其实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正赶上要加强农村文化阵地建设，要陆续在全县各个区、人民公社建立电影队。他便利用手中的那么点“方便”，先行给乔阳他们家乡的那个才成立不久的人民公社，配送了一台8.75毫米的电影放映机，指派一名师傅，组成一个电影队，让乔阳去当学员。 因此，乔阳便中断了初中二年级只读了一半的学业。收拾起简单的行李，既没有和老师告别，也没有和同学告别，只向村头的那棵大槐树默默地看上两眼，拍一拍整天跟在他身后的那只大黄狗，便悄悄的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根本就不知道未来的新地方了。 说是叫电影队，其实只有两个人：师傅和乔阳。 师傅是一位姓孙的年轻人，高高的个儿，很瘦，高中毕业后招工进了县电影管理站当学员。就在即将要转正的当口，他在放映途中出了一场事故，一把火烧坏了一台发电机，烧没了社员家的一个草垛，也烧伤了他自己的一条腿。没有追究他的政治责任，真的已是万幸了。他没能转正，成了一个只能被退回去却又不甘心回家的人。安排他到人民公社来，他只有答应，根本就没有商量的余地。 就这样，孙师傅和乔阳两个人组成了一个电影队，孙是队长，又是师傅，乔阳是学员。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给人民公社打工的两个“农民工”。可是怪了，不是国家的正式单位，更不在编制序列以内，什么工资呀，待遇呀，正常管理呀，却都要按照国家的单位套。套就套吧，又不全套，搞成个四不像。就说工资吧，第一年，孙师傅每月二十四元，乔阳这个学员每月十八元。以后每年每月加二元，也就是说，到第三年，孙师傅每月二十八元，乔阳这个学员每月二十二元，三年期满后再定。真不知道，这是谁想出的馊主意，符合哪一家的政策。当然，乔阳没有干完三年就走了，也不知道这以后“再定”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了。 虽然是个“农民工”，乔阳还是很高兴的，因为公社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他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农家孩子，突然间走进了人民公社的大院，这本身就是一个跨越。他认识了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主任，还有武装部长。而且，他们每天都在一个锅里吃饭，从前哪敢想呀。在普通社员的眼里，公社党委书记是多大的官哟。虽然，乔阳的父亲也做过公社党委书记，此时的官也比党委书记大。可是，他在乔阳的眼里没有想象中的那个概念呀。 更高兴的是每月能拿到十八元的工资。可别说这钱少，在那个年代，十八元真的不少了哟。在公社里，乔阳一个月的生活费只要五元，剩下十三元全部交给母亲。这十三元能干什么，差不多能保证他们一家的基本生活了。难怪呀，父亲为何要乔阳出来挣钱了。 电影队的工作是新鲜的，起码他没有完全让乔阳离开学堂。那个时候，能够放映的电影不多，主要是七部革命样板戏，还有《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伏击战》等影片。对于处在文艺溃泛的时期，能够接触到这些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幸运。而乔阳，又是一个刚从学校文艺宣传队里走出来的小青年，对此是感兴趣的，也能从这些东西中汲取很多的营养。 电影看多了，自然也就懂得了一些文艺思想、人物特色。更主要的，是了解了电影的主题、架构，以及所要表达的内含。还有，就是让乔阳学会了说普通话。每晚，电影里的主人公在屏幕上说，他就跟着在心里说。夜里，从放映点回公社，他和队长两人，就以对电影台词来解除夜路上的寂寞。一段时期以后，凡是放过的电影，所有台词，他们都能从头背到尾，一字不差。以至到几十年后，有些电影的片段依然清晰的记得。这，不能不说是乔阳的一个意外的收获。 还有，乔阳在不经意中，让少年时代就对文学浮生的一些幻影在此时有了提升，也为后来从喜爱文学，到尝试文学起到了引导的作用。 电影队的工作又是单调的。他们的工作是在晚上，白天则是睡觉。这可好了，公社里老头子多，青年少，像他这样的毛头小伙子少之又少。老年人与年轻人天生就有代沟，尤其是老年人爱起早，可他们恰恰是早晨起不来。经常是老同志们都准备吃中饭了，他们才起床，甩着毛巾，提着牙缸、牙刷，去食堂淘水洗脸。这样，两种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才开始还没有什么，久而久之，问题来了。首先是说他们两个年轻人太懒，而且还不注意场合。接着是说他们年轻人成天就知道睡觉，一点也不考虑做点其它工作，为老同志们减轻些负担。 当然，这些事情，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两个年轻人根本不知道，议论仅仅是在非正式场合。可他们两个人也不完全是傻蛋，从人们对他们态度上的一些细微的变化中，也多少有些感觉。而让他们知道这些实情，并提醒他们注意的，则是乔阳的一位表哥。 与乔阳宿舍中间相隔两个门，一个一人巷子的那一间，就是乔阳的那位叶表哥的宿舍。他们两家住在不太远的两个村子里，乔阳的太奶奶，则是叶表哥的姑太奶奶。俗话说：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还未了，他们应该算是“还未了”的亲戚关系。 叶表哥，本是一名教师，四十多岁了。在乔阳去的前一年，也就是人民公社成立的时候，调来任党委秘书，兼文教干事的。他为人忠厚，处事低调、随和，是属于只干活不说话的人。因此，乔阳去时，他是党委秘书，乔阳走时他还是党委秘书，若干年后乔阳再见到他时，他依然是党委秘书，多少年都不挪窝。 由于年龄上的悬殊，在这之前，乔阳与叶表哥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往。 人民公社的党委会和“革委会”其实就是一家，党委秘书，就能参加党委和“革委会”的会议。党委、“革委会”的很多具体事务也都由他来处理。他的消息灵，又和乔阳是亲戚，没有道理不关心乔阳。 叶表哥经常将乔阳叫到自己的房间里，然后关起门，先是微微一笑。那笑，就是一种憨厚的最佳表现，多少年了，乔阳都不会忘记。一张黑黑的脸，长长的，很温和。两只眼睛小小的，总喜欢眯着，就像喝醉了酒似的。每一次，都是看着乔阳几十秒后才说话。那一次，也还是那样。说：“夜里睡晚了吧，早上起来早点，帮着扫扫院子，他们就高兴了。中午再睡会嘛！” 那时的公社机关还没有专门打扫卫生的人，机关大院的卫生都是由革命干部们共同来搞，一般也就是早上搞一次，而且不一定天天都搞，凡是在家的人都上。叶表哥的意思，是叫乔阳每天早点起床，尽量参加大家打扫卫生的活动。这样，别人就不会说什么了。 起初，乔阳便不能理解叶表哥的用心，时间久了，就知道了。虽然，乔阳没能经常起来帮着打扫院子。但是，从此以后，乔阳再也不在大白天的时候，在宿舍门口刷牙、洗脸。更不在那些老同志们都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进去打水了。 在公社电影队期间，乔阳最想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想去当兵，却最终没能实现。公社管当兵的事是武装部长，做具体工作的还是乔阳的叶表哥。而恰恰就是这位武装部长对乔阳的意见最大，说乔阳懒的人就是他。 武装部长也是个四十多岁的人，本是个大队干部，不知道因为什么竟然当上了公社武装部长。他的个头不高，却长得很富态，是个很风趣的人，喜欢说笑话，心情从来都是很好的，很少见到他的脸上没有笑容。这可能和他的家境好有关吧，他老婆原本也是个地道的农家妇女，他当上了武装部长，老婆也被安排在公社当电话接线员，同时还管着食堂，代卖饭菜票。他的家也安在公社，全公社机关就他家住了两间房，且是最好的位置。人民公社的大小事情他都爱管，尤其是他老婆爱管，好像人民公社就是他家的。严格地说，他才是这个公社最有权威的人，他的家也是最有人气的地方。很多人都看他的脸色，看他老波的脸色。唯有乔阳是个傻蛋，没能看出这里面的弯弯绕，与他和她老婆都不亲。 其实，武装部长和乔阳的父亲也认识，没能看上乔阳，现在已经无从知道是为了什么。或许，是乔阳长得太矮，太瘦，还是真的太懒！ 这时的乔阳，身材单薄，个头不高，可能只有一百六十几公分吧。一张毛绒绒的娃娃脸，就像一只还没有成熟的桃子似的。一头乌黑的还有些卷曲的秀发，被他用梳子沾上水，硬生生地梳成三七分开的形状，一丝不乱，还亮晶晶的。一双深沉，又有些好奇的眼睛，每时每刻都透着那种天生的内秀、倔强与聪慧的神情。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是个还很天真、青涩，没有见过多少世面，没有完全懂事的半拉大的孩子。 老家伙们看不顺眼，自有他们的道理。 总之，乔阳向武装部长报名，武装部长不接受，还拖着长腔说：“我担心你老爸不同意哩！”乔阳毫无办法，只得作罢。 乔阳的叶表哥是否也认为他太小了，还是有别的什么想法。说：“你不适合当兵哩！”也没有帮他的忙。 其实，这件事，乔阳的父亲根本就不知道。有没有让乔阳当兵的意思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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