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先文随笔】进城之后

进  城  之  后
                        
         合肥    孙先文

2000年，我调进了城里中学，住进了三室一厅的套房。
当我躺在柔软的沙发上，随意切换着几十个电视频道，看着精美的吊灯、洁白的墙壁、落地的窗帘和光亮可鉴的地面瓷砖，听着如厕后座便器潺潺的水声，我陡然感觉：进城真好！
和新房的“蜜月期”维持不到三个月，新鲜劲很快就过去了，就像浪漫的爱情退潮之后剩下的就是柴米油盐一样，装修新房欠下的四五万元的巨额债务，严峻地摆在我的面前。几个借钱的老同学虽说不着急还，但“好借好还”的规矩我还是懂的。
马克思说，资本的原始积累，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我笃信这句真理。农村中学的老师调进城，“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每个毛孔也滴着血和汗，至于“肮脏的东西”的东西，我倒是没看见。
我只是个教师，又是个俗人，靠教书谋生，收入少，眼界低，见识浅，生于农村长于农村，骨子里的小农意识冥顽不化，只知道“马无夜草不肥”的道理。2002年之初，经人介绍，我认识了一所民办学校校长，他校缺语文老师，我们俩一拍即合。我去校外兼课，想挣点外快，尽快还账。
在校外代课，刚开始我还有几分忐忑，来到这个代课的“江湖”一看，校外代课的老师很多，有的还是我在农村中学早就如雷贯耳的“大牌教师”，我也就心安理得起来。这种古怪的心理就像“中国式过马路”一样，随着大流总不会出多大纰漏的。
在校外代课被同行戏之为“出轨”，我自嘲为“捞狗屎”。搁现在，师德利剑之高悬，打死也不敢干这种违纪的事情，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人。
那时“出轨”的，多是一中、二中、三中书教得不错的老师，我刚来县城，忝列期间，不安中还有几分得意。后来我才发现，这些代课老师多是从农村进城不久，“资本原始积累”尚处于一穷二白的阶段。“官二代”、“富二代”和先富起来的老师才不屑干这种出苦力又不落好的事情呢。以我当时的认知水平觉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穷教师外出代课，既能赚点辛苦钱，又能教书育人服务桑梓，按现在时髦的说法，应该是“合作共赢”。我甚至还认为这是一件有功有德的事情，与违纪和师德应该毫无关联。商品大潮滚滚向前，教师不是圣人，教坛不是神坛。我只是一个平凡的老师。一个为衣食奔走的摆渡人，我只生活在功利境界，没有达到道德境界，更谈不上什么天地境界。许多年之后，我才觉得外出代课不是正当的营生，是有悖师德师风的。好在我只出过一次轨，还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早就金盆洗手浪子回头了。
校外代课被戏之为“出轨”，出轨是有负罪感的。夫妻之间，出轨的一方往往做贼心虚，拼命地干家务来作补偿。我也一样，为了减轻负罪感，我拼命把校内工作干得漂亮，免得别人说闲话。一次外出上课，我蹬着自行车，在巢湖路上风驰电掣骑行。政府部门一个老同学开辆白色桑塔纳看见了我，他停下车，拦住我，老孙啊，自行车快得都看不见钢丝，干嘛去？中午一道去喝酒！我苦笑：刚上完课，去买菜！其实我在撒谎，不想让他知道我在“捞狗屎”。之所以这样着急赶路，是因为课间操后学校布置工作，我是班主任，必须坚守岗位，等学校工作布置结束，我还要去班级再作强调，这样一折腾，去校外上课的时间就很紧张了，所以才赶得这样风风火火。
那时外出代课的标配：一辆自行车，自行车篮子里放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藏着书。遇见熟人一扭头假装没看见，从来不主动打招呼，天机不可泄漏。就这样来无影去无踪，风一样奔走在几个学校之间。毕竟外校上课，“名不正，言不顺”，底气不足，见光死，虽然有时说道起来还嘴硬。
进城之后，先天不足、后天也不足的我把挣钱当作了第一要务，我在城市的商品大潮中载沉载浮。在挣钱还债的日子里，我走大街穿小巷，忙忙碌碌，没有劳累的感觉，没有职业倦怠的厌烦，每天的阳光都是灿烂的，每个明天的希望都是明媚的，是因为年轻呢，还是因为生活有了方向呢？许多年后我依然没有弄明白是什么道理。
人是一个古怪的动物，我在许多物质欲望都得到满足之后，我感觉自己越来不像当初的自己了，我倒觉得自己像小时候在老家过年时的“唱门歌”，姑且叫做“文艺乞丐”更好听些，他们挨家挨户地唱，这家给一把米，那一家给一坨年糕。我很清楚，我正变态地爱着这座城市，我的到来对这座城市轻如鸿毛，我的缺失，这座城市照样迅速膨胀，繁荣昌盛，和省会都市圈无缝对接；但这座城市对我很重要，我已经深深迷恋着它，它的每一条双向八车道的诞生，它的每一座跨河大桥的通车，它的每一个大商场的落成，我都特别兴奋，都让我体验到了我和城市共同成长的快感，都让我新的欲望疯狂地生长。
在我还完了债务之后，我已经在这个挣钱的跑道上惯性奔跑，我以一个都市人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觉得自己应该鸟枪换炮了，摩托车换成小汽车，合资品牌又换成了进口品牌；小房子换成大房子，大房子还想换成别墅……
城市温暖着我，城市也嘲弄着我；城市塑造着我，城市也扭曲着我。
进城之前，我在农村中学过着温饱生活，自得其乐，对钱没有什么概念；进城之后，面对高消费，面对灯红酒绿，我对钱有了深刻的理解：钱，就像内裤，你得有，尽管不必逢人就证明你有。进城之前，在农村中学教书育人，平平淡淡过日子，也无所谓什么成功和失败；进城之后，我“丰满的理想”被“骨干的现实”击得粉碎之后，对成功和失败有了新的理解：你若成功了，放屁都有道理，你若失败了，再有道理都是放屁；你若成功了，吃青菜那叫养生，你若失败了，吃青菜则叫寒酸。
有时我在想，在中国，城市化进程方兴未艾，农村和小县城的人一心想去省会城市；省会城市的人则一心想去北上广深；北上广深的人则想出国。国际上有不少人研究中国人移民的意愿为什么比别的国家更为强烈，他们将此归结为贫富差距。所谓贫富差距，无非是穷人想变富，富人想更富；受苦的人想享福，享上福的人生在福中不知福。这种攀比心理成了进城大军的指挥棒。
我小时候在自家的院子里，经常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蚂蚁们会集体抬着一颗小小的饭粒，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抬到洞里面作为粮食储存起来。然后，他们存储了很多粮食，他们吃了，他们死了。
我进城就是为了找到更多的这样“饭粒”吗？我想应该不是。巴金说过，人不是光靠吃米饭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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