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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蒋子龙 一汽厂从无到有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辆自己的高级轿车。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奇特的“汽车大国”，然而能叫得响的“百分之一百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品牌，还是“红旗”。 人不可以无梦，人类因梦想而伟大。梦是想象的极致，可以是玄幻空灵的，也可以是非常具体的。共和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就有一个“汽车梦”，也可以笼而统之地称为“工业梦”。 所以他会亲自为一个企业的奠基题词：“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 几年后的1956年4月25日，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梦：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我们不会制造汽车，不会制造飞机，现在我们都能造了。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来开会就好了！ 自人类发明“车”的概念以来，汽车似乎是最便利、效率最高、因之也最被人钟爱的工具。一个国家的工业要想迅速发展，就必须给它装上轮子，让汽车载着梦想飞翔。 于是，汽车也成了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的标志。不难理解那个时候的毛泽东为什么会有着那么强烈的“小轿车情结”。一年多以后，1958年的2月13日，就要过春节了他却赶到长春视察第一汽车制造厂，并再次督促厂长饶斌：“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造的小汽车呀？” “汽车梦”是国家的梦。国家的梦属于大梦。若要实现大梦，须从精英到众生，上上下下梦到一处。有共同的梦想，才有共同的未来，凝聚起无穷无尽的让梦想成真的创造力。 自毛泽东第二次说出自己的小轿车之梦，只过了33天，一汽厂从无到有就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辆自己的高级轿车。 红旗轿车从发动机到外壳，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点点滴滴无一不是中国制造。其间当然有借鉴，甚至有模仿，这不过是科技进步中的一般规律。即便是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于1885年造出的第一辆三个轱辘的汽车，也不是全靠自己的凭空想象，而是吸收了前面许多造车人的经验与教训，比如他的汽车心脏就是改装了奥托的发动机，甚至为此还引起过一场诉讼。 这辆“中国的第一车”由当时的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命名为“红旗”。 德国的莱比锡国际博览会，曾号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博览会”。始于1165年，于1918年发展成为世界工业技术博览会，由此也成了国际上一窥中国工业梦的窗口。 1951年中国首次参加莱比锡博览会，展出了瓷器、丝绸、地毯等手工艺品，还有几只橡胶轮胎会让人联想到汽车。 1954年在巴黎的一个展览会上，有关中国汽车工业的展品只有一个在建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沙盘，和一张解放牌卡车的解剖挂图。 1960年的莱比锡博览会上展出了红旗高级轿车，引起围观，造成“不小的轰动”。车的整体线条简洁流畅，车形既庄重严整，又有一种向前冲的动感，车头顶部卧着一条象征中国的金龙，前端的水箱面罩采用九梁十八柱的中国扇子造型，后尾的大灯为宫灯造型，仪表板和窗框使用了福建大漆工艺…… 当时意大利著名的汽车造型大师平宁·法里纳着实被吓了一跳，先是公开称赞红旗轿车是“东方艺术与汽车工业技术结合的典范”，随之又阴阳怪气地说，中国人“聪明而狡猾”，说聪明，是因为显然借鉴了当前欧美汽车的先进技术，说狡猾，是因为让人看不出他们到底模仿的是哪一款车！ 之后红旗车又参加了日内瓦展览会，作为一个历史性事件被载入当年的《世界汽车年鉴》。 从此，红旗车成了世界各种工业展览会的亮点。几年后法国汽车博物馆率先收藏红旗车，随后是美国、日本的博物馆……开启了红旗高级轿车进入经典殿堂的大门。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奇特的“汽车大国”。每年有2300多万辆新车投入市场，市场调动了人们的欲望，欲望再一次刺激市场……现代人基本上变成了“汽车人”，人们所向往的“社会和谐”，不过是人和车的和谐。如此往复不已，有一天陆地上会不会除去房子就是汽车了？但愿这是杞人之忧。 然而在遍地汽车的情况下，能叫得响的“百分之一百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品牌，还是“红旗”。 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红旗”不过是一个汽车的品牌，却承载了一段国家的历史，见证了一个个大人物的性格。 当年毛泽东提出造小汽车，是为了“我们能坐上”。别人坐上自己造的车不难，他要坐上却不那么容易。因为他是领袖，车不光要方便、体面，还有个安全的问题。那么在此之前他坐什么车呢？ 据讲述一汽历史的《精神的图腾》一书披露：“中国政坛四大巨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乘坐的都是苏联生产的吉斯防弹保险车。”“防弹”还要“保险”，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双保险”。但这种“双保险”的车里却没有空调设备，“毛主席身材高大，尤其爱出汗，一到夏天车里如蒸笼一般，为保证他老人家安全，车窗不能随意打开。而警卫人员没有一个敢提出为主席换一部高档轿车，或者装上空调。为了降低车内温度，只好在车子前排与后排间隙，放一个盛冰块的盆子，以此调节车内温度……” 一向对“土法上马”至少是不反感的毛泽东，也从未对自己座驾里的这种土办法感到不满，或提出其他要求。但热了好说，冷了怎么办？北方的冬天冰天雪地，总不能在车里再放个火盆取暖吧？可惜书里没有提到这一点。 如此看来，给毛泽东换车是顺理成章的了，却依旧一波三折。那时候的中央领导及他们身边的人，有一股可爱的天真劲儿，当时社会上正流行“大比武”，各行各业都在“你追我赶”，于是他们也想出一个能验证红旗车是否安全牢靠的办法，就是组织一场大型的汽车对抗赛：40辆红旗，40辆吉斯，从北京机场开到钓鱼台，不仅要看谁开得安全迅捷，还要看谁能开得慢，路过天安门广场时，时速必须控制在5公里以上、10公里以下。 国家大、人口多、历史悠久且无奇不有，因之简单的事情可以复杂化，严肃的事情也可以游戏化。其实早在1961年，红旗轿车作为“国礼”就曾送给了习惯于豪华大阵势的摩洛哥国王。1962年12月，周恩来总理不等别人安排，自己就开口要坐红旗轿车迎接将要来访的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中锡两国总理乘红旗检阅车检阅了首都数十万夹道欢迎的群众，也算是红旗车第一次在国内亮相，引得举国瞩目。 周恩来被尊为“人民的好总理”，当时他身上有些标志性的符号，确实让老百姓喜欢，比如“戴上海表，坐红旗车”。 1964年9月27日清晨6时，那时的北京真是清静，80辆赛车再加上维修、裁判人员的车辆，实在是一个浩浩荡荡的庞大车队，却没用20分钟就进入了天安门广场。放到现在，即使有封闭的高速公路，就算单车飞驰，这个时间也到不了。 当时苏联“老大哥”的吉斯也实在不争气，跑了这么点路，就有一辆后盖弹起，屁股冒烟。可想而知，那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汽车大赛，以红旗车大获全胜振奋了中国政坛。虽然有点像闹着玩，中央政府却凭此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恰逢建国15周年，隆重的国庆庆典，礼宾用车全部由吉斯换成红旗。 难以想象，“红旗”不过是一个汽车的品牌，却承载了一段国家的历史，见证了一个个大人物的性格。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随员500多人。全世界的眼光都在注视着中国。 在美国有条不成文的规定，总统到外国访问，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要随机带着总统专车。被称作“破冰之旅”的第一次访问中国，出于安全考虑更需如此。黑格将军带领先遣组到达北京后，提出了一个条件：他们的总统专车要进中国国门。周恩来总理阅后批示：“我们有汽车，美国飞机停在上海！” 尼克松的专机到达上海时，中国出动了30辆红旗三排座高级轿车迎送，令美国人大为惊讶，他们没有想到长期与世界隔绝的中国，竟拥有这般豪华气派的大轿车，相对于他们的“房车”而言，红旗简直就是宫殿。 美国人自从踏上中国的土地，由上海到北京，然后游长城，进中南海会见毛泽东，都是一路红旗。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这简直是拿尼克松当“车模”，淋漓尽致地展览红旗轿车！ 也就是在这一年，毛泽东舍弃吉斯和大冰盆，正式坐上了CA772红旗高级保险车，圆了他的汽车梦。红旗车也由此算是堂堂正正地成了国家的象征。 也因尼克松开了头，以后凡有外国首脑来华，一般都会提三个要求：“见毛主席、坐红旗车、住钓鱼台。”英国女王、法国总统蓬皮杜、德国总理科尔、日本天皇……数十位外国政要莫不如此。 红旗车已经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至此或许可以说，共和国的“汽车梦”开启了新的篇章。 尽管如此，红旗车的命运却并未从此一顺百顺、一往无前。“文革”结束后全社会都在观望、犹豫，到处都在抱怨“积重难返”。国务院节能指令第三号下达：“红旗牌高级轿车目前油耗过高，自1981年起停止生产。” “计划经济”的余威尚存，但国家确实已开始转型，一汽厂公开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与美、英、德及苏联生产的豪华三排座高级轿车如奔驰、林肯等相比，红旗车的油耗是最低的。” “红旗”一停，大批洋车撞开中国大门，“中国到处在修路，有路就有外国车”。短短十几年的工夫，用于购车的外汇就高达1500亿元。原来买车比自己造车还不知要贵上多少倍！ 没有了红旗，忽然间全社会都感到了一种尴尬，泱泱大国怎可没有自己国产的高级轿车？ 实际上要禁“红旗”也难。1984年10月1日，国庆35周年要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国家领导人还得乘红旗检阅车。然后是1999年、2009年……凡有重大庆典，上得了台面的还是“红旗”。 难怪老百姓要称它是“国车”。 “计划”阻挡不了“市场”的洪流，国务院的一纸停产令，不仅没有禁住红旗车，反倒像是一种成全，使其大红大紫，益发的尊贵了。 又是美国人带头，一华盛顿商人，千方百计花高价买回去一辆红旗车，平时珍藏在车库里，遇有节日或具特别意义的重要时刻，便开着红旗显摆，一下子提醒了世界上的汽车迷。“市场”后的中国人在显摆上不甘人后，浙江一农民企业家600万元买走一辆大红旗，一夜之间提高了企业知名度，比做广告更具轰动效应。一台湾生意人，一次性购买了两辆接近报废的红旗车，斥巨资请高手将车修好，一辆收藏，一辆自己使用……世界各地的汽车迷们纷纷仿效，开始热衷于收藏“红旗”，“上门来订购红旗车的人排成长队……” 然而，此“红旗”非彼“红旗”。他们要收藏的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更看重红旗高档车所具有的历史象征意义。正是这种历史感赋予红旗车经典意味，沉实厚重的经典性又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 红旗车已经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至此或许可以说，共和国的“汽车梦”开启了新的篇章。 蒋子龙 1941年生于河北，现居天津。以工业题材创作而著称，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厂长秘书的日记》、《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等引起强烈反响并多次获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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