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爸的烤红薯，远近闻名，他不发广告，也不吆喝，在他跟前买红薯的人排起了长队，由原来和二婶一个烤炉，现变成了两个，还是滿足不了。
说起他老人家的烤红薯话就长了，那还是改革开放前，人们都没啥吃，靠吃一半野菜一半粮为生，红薯叶当然也成了农家妇人做麦饭、下锅的主要原料，连红薯蔓也被人们切碎煮熟吃了。
那时浮夸风盛行，说假话吃香，红薯由于产量高，叶蔓也可食用，栽植面积大，那些胡吹冒料的干部，就创造了一句“名言”， “红薯下蛋，不是八千就是一万”。 就是说一亩地产红薯八千到一万斤。
二爸年轻力盛，实在看不惯这些人欺上瞞下、哄骗领导群众，就站出来编了几句顺口溜“红薯产量高，群众吃不饱，叶杆全上秤，八千也不到。” 被驻队干部知道，召开批斗大会，二爸上了两次会场。还没结婚、爱面子的他气的连夜跑了，一口气跑到西安，然后又爬上拉煤的火车逃到河南。
河南乃是全国红薯之乡，二爸下火车后，又毫无目标的坐上一辆拉货车去了一个县城。半下午，他肚子饿了，发现小巷内一个老人在卖烤红薯，他要了点红薯充饥，老人就给了一个，二爸双手接过，狼吞虎咽，没几口就吃完了，噎的他几乎喘不过气来，老人笑了，忙递过一碗水，他猛猛的喝了几口，然后就给老人帮忙照顾生意。原来这位老人也是孤身一人，他看到二爸老实肯干，就暂时留下了他。
晚上，二爸含泪向老人诉说了自己的痛苦经历，请求老人收留他，也好混个肚子，有个藏身之处。
河南这地方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中原大地养育着密集的人口，山川沟卯都住上了人，吃饭成了人门眼前的大问题，盗贼盛行，抢劫不断发生。这位老人看着眼前混乱的世道，内心也想找个人帮，,二爸刚好跟着这位老人，不但混了肚子，也有住处。实心帮老人卖红薯。清洗、选择，跑前跑后，手脚不闲，老人也爱他，于是给他传授烤红薯的手艺。
那时，全国掀起清查流窜人口，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活动，老人生意也不好做，每天晚上只能偷偷卖上一点，二爸也帮不上多大忙，藏在小房子内，不敢出去，怕人家拉住，遣送原籍。
老人红薯也不好卖了，家里断粮，只能吃一点切下来的红薯头或烂后不能烤的，二爸一看这光景，就给老人说要走，怕连累老人。
老人生气了，狠狠把二爸骂了一顿，“你这是飞蛾投火、自取灭亡，他们大抓流窜犯，你愿意被抓走吗。” 二爸以后就和这位老人相依为命，以烤红薯继续围持着艰难的生活。
闲了，老人就手把手的教二爸怎么烤红薯，怎么掌握火候、怎么选红薯，日月似箭，他和这位老人风风雨雨渡过了三年，二爸也能很好的掌握烤红薯的窍门，烤出的红薯不但软硬适宜，也不焦不糊，烤到恰到好处为至，出炉后甘甜可口。
生活往往会跟人开玩笑，有时伤了无辜，有时伤了自尊。随着社会的发展，风平浪静了，二爸告别了这位救命恩人，终于回到了阔别三年多的故乡。
那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国家政策逐步开放，回到家乡后，二爸又重操旧业，由他设计用煤油桶加工了一个烤炉，在大街上又卖起了烤红薯。
二爸的烤红薯,烤出了名气， 烤出了风格，一时间在全村也烤出了信誉。他富裕了，不忘众乡亲。三叔腿瘸，干不成重活，家里困难，二爸自已掏腰包，加工了一个烤炉给三叔。五哥老婆有病，出不了远门，他焊好烤炉，又联系给买了五佰斤红薯，也是他自己掏的钱。
人都说二爸心事好，人老实，二婶也支持二爸把窍门传给乡亲们，用现在的话说二爸扶持的是贫困户。
一次，五嫂突然有病，五哥刚烤好的成品、半成品有近二十斤。二爸二话没说全部拿来，帮五哥卖完后把钱如实给了五哥，他那天几乎没卖自己的。
在二爸的带动下，全村现有十三家烤红薯户，分布在县城和乡镇及集贸市场上，二爸又联系杨陵红薯基地，一次送来五吨，让十三户平分。人们把这个村叫“红薯村。”
初冬的天气，早晚寒气逼人，光秃秃的树枝上，站着几个寻食的麻雀，抖动着翅膀，喳喳喳的叫着，在寒风的吹动下，树叶不均匀的洒在了路边。太阳温柔的光，给人们带来了一丝丝的温暖。
红薯村真正红了，大前年二爸又被选为人大代表，出席县上人代会，他的烤红薯，真正带动一村的经济发展。
闰土，本名杨润杰，陕西扶风县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宝鸡作家协会会员、扶风县作家协会会员，诗词楹联学会会员、扶风县文联副秘书长、读书协会会长。出版散文集《一把苜蓿菜》《天渡》。参加省文学院举办的《关中片区》作家培训班；2022年1月被《西部文学》评为首批百名金牌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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