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杀降，指的是1863 年在苏州诛杀八降酋郜永宽、汪安钧、周文嘉、伍贵文、张大洲、汪有为、范起发、汪怀武等八将，及其众多降军的事件。 这年11月，太平军军情急迫，曾国荃已围住了天京，并决心拿下天京，为缓解曾国荃围困天京的压力，李鸿章兵临苏州城下，开始进攻苏州。 苏州可是太平军除天京之外的第二大重要城市，太平军主将慕王谭绍光率军浴血奋战，打退了李鸿章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李鸿章决心拿下苏州，由于屡攻不下，便想策反太平军守将。 当时与李鸿章参战的还有戈登领导的外籍常胜军，戈登通过奸细了解到八人与主帅不睦，知道纳王郜永宽有投降之意，便想从郜永宽身上入手，主张诱降纳王。 在守城的太平军将领中，除纳王郜永宽外，还有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佳、比王伍贵文等三王，和张大洲、汪花班、汪有为、范启发四大天将，八人掌管有苏州城内四分之三的兵力，并在六个城门中掌控有四个城门。 李鸿章采纳了戈登的建议，利用太平军降将郑国魁与郜永宽联络，戈登出面担保，双方约定由郜永宽杀谭绍光并献苏州城以降清。 12月4日，郜永宽等八人乘在慕王府议事，乘机刺杀谭绍光，并割下谭的首级，大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让李鸿章“兵不血刃”地拿下苏州。 但是，八名降将来到李鸿章营中，被李鸿章埋伏在帐的武弁全部诛杀。同时清军在城内大开杀戒，城内数万太平军在毫无戒备中被屠杀。 这是一次背信弃义的严重事件，李鸿章的残忍以及背信弃义，在这次杀降事件中暴露得一览无余。 戈登曾信誓旦旦为降将作保，听到这一消息，顿时勃然大怒，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于是提着洋枪要找李鸿章算账。一连几天，李鸿章竟躲了起来，不敢见戈登，戈登找不到李鸿章，只得忿然留下一份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将所攻占的城池再交还太平军。并拒收朝廷一万元的赏赐，和李鸿章的七万元犒银。 这一杀降事件，李鸿章自诩为得意绝作，连以理学家自居的曾国藩，也称赞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为“此间近事，惟李少荃（李鸿章字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师徒俩不为人道的可耻行径暴露无余。 八降酋将根本就没有谋反的迹象，但李鸿章借二十万降兵难以控制，以防降军判变为由，而背信弃义地加以诛杀。 这一事件产生了多方面的严重后果，首先是戈登的不满：戈登是英藉人，常胜军是多国联军，戈登是常胜军的指挥官，他曾为郜永宽等人的投降作担保，没有他的担保，太平军不一定相信李鸿章，戈登认为李鸿章背信弃义，有损军人形象，让大清的不守信用的无耻嘴脸赤裸裸地展示在外国人面前，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二是杀降事件引起了当时中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指责，人们认为这种行为违背了基本的人道原则和诚信准则。 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责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并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列强不会再帮助清政府，并可能撤回帮清军镇压起义军的联军。 因此，李鸿章被千夫所指，被骂卑鄙无耻，犯下了天下之大不韪。 三是导致太平军的反抗加剧：这一事件使得江浙地区的太平军不再轻易投降。例如，护王陈坤书、潮王黄子隆、荣王廖发寿等坚守城池，拒绝投降李鸿章，给淮军造成了重大杀伤。此后，太平军与淮军死磕，双方的战斗更加激烈。 四是被怀疑杀降事件的正当性：尽管李鸿章认为八降酋可能诈降、难以控制且恐留后患等因素，但他的杀降行为惨无人道，无可避免地让人质疑，他的行为是否有政治、复仇、个人利益等方面的因素。 也有人认为郜永宽等人提出的受降条件，李鸿章无法兑现，并担心收编这么多的降军后，粮饷供应不足，为避免失信而采取杀降。 但无论如何，杀降是一种违背人道和信义的行为，这种血淋淋的无耻行为，居然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也得到了一代名臣曾国藩的赏识，其丑恶嘴脸暴露在公众面前，让李鸿章的个人形象大打折扣，也让清廷的信义丢失无余，引起了戈登和外国人的强烈不满和愤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