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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来的经理 1994年5月初，我随陈总去莆田考核市公司班子。 一天晚上，秘书小谢去看歌舞剧《妈祖》了。我陪陈总在酒店房间坐着，一边剥食当地产的“白蜜”枇杷，一边闲聊。话题转到三明公司，她说刘金洪交流多年，该回龙岩了，问我谁适合去接替。我在脑子里迅速把机关处长和地市经、副理过了一遍，推荐了几个人选，被她一一否决。在莆田考核，不议这里的干部，却死磕三明的人选，我心里隐隐觉得不对劲。 进入五月，山区雨水陡增。三明辖区突降特大暴雨，整整三天四夜，降雨量普遍超200毫米，宁化、清流更是超过400毫米。沙溪、金溪、尤溪三条主要河流全线超警。从内部资料片看，洪水狼奔豕突，卷走牲畜、淹没民房，惨不忍睹。这场“5.2”洪水是两百年一遇的大灾，全市经济损失高达51.6亿。三明人保全员出动，日夜查勘理赔仍忙不过来。陈总刚从莆田回来，便率队亲临一线指挥救灾，直到月底才回省公司。 六月上旬的一天，陈总来到我们人事处。她关上门先找朱处长谈话，不一会儿老朱就阴着脸出来了。我明白，处长年龄到站她该下了。接着叫我进去。屁股刚落座，陈总就开门见山：“老刘要回龙岩，党组决定你去三明接他。”想起莆田宾馆那晚的人事议论，我瞬间明白，她早就“猫”上我了。其实我的毛病不少，自忖也不在她要求的合格之列。 “去三明，我能干什么？”我不自信地问。 “副经理，主持工作。”她误以为我问去干什么职务。 副经理？！我愣了一下。老朱退下来，我不敢说接任人事处长舍我其谁，但按常理说，我应该是重要人选。我多年的正团职，在公司人事处又干了三年多，重要工作方案都出自我手，几次干部考核我也圆满完成任务，从未有过纰漏，我接任处长职务是顺理成章的事。可现在，竟要我副处级离开人事处。 这不公正，也很不合理。只有脑残之人才没有想法，可我思维很正常。听罢她对我的职务安排，我既惊诧又气恼，但我尽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用平静但坚定的语气说：“陈总，我不去。” 这个回答令她惊讶，“嗯——你还不去？！”，听那语气似乎她让我去当个副职，已经很重用抬举我了，是我不识相。 “对，我不去！”带着被压抑的委屈和不容置喙的坚持，我大声回答。 “你为什么不去？”她脸有愠色。 “不想去，我没那个本事。在你陈总领导下，公司人才济济，你随便派个人去都行，干吗非要叫我这个不懂保险的转业干部去呢，我男孩子读高二，正是考大学 的关键时候，我不在家不行，误了孩子是一辈子的事。” 话里的不满和嘲讽，她当然听得出来。 老板火了。她一向脾气急躁，音调立马提高八度，怒气冲冲说：“不是你想不想去的问题，这是党组的决定。工作我都做好了，你愿意去得去，不愿意去也得去，你必须去！”她的手重重拍在木沙发扶手上。 “工作都做好了？”一个“都”字，说明她已经做了多方面的工作。老总一向口直心快，我想这件事她可能早已经做了相关部门的工作，也在外面放风了，我若硬顶着不去，她将难以收场。 见我不去的态度坚决，她气急败坏地厉声呵斥：“你不去也得去！” 企图以势压人，用党组的决定来压我就范，我偏不买账，心中的怒气也找到了宣泄口，我情绪一时失控，“倏”地站起，对她扬起手说：“我不去，你另请高明！”说完，我真想甩门而出。大不了这两年什么职务都不要了，你还能把我怎么样。就在想转身的瞬间，我清醒了，自己争的是公平公正，不是逞一时之快。要是真的与老板翻脸，反而落了下乘，既有失矜持，也辜负了自己多年的坚守，于是，又坐了下来。 谈话陷入僵局，室内空气仿佛凝固。 平素我性格温和，如此冲撞掌控自己命运的上司，是破天荒头一遭。处里的同志后来讲，他们在外间听到动静都吓慌了，说：“不得了，陈处跟老板干起来了。”毕竟，当年顶着“全国三八红旗手”光环的陈总，在公司里有着女神般的地位，机关里谁敢冒犯她？ 还是陈总率先打破僵局，说“有困难，你可以讲呀！”语气明显软了。 我有困难，但也并非不可克服。既然她这么说，我便把妻子开车下班无定时、孩子中午回家时常没饭吃的困难说了出来。 “还有什么？” “我怕自己干不了。” “怎么干不了？！”陈总的反问，当然是否定之否定。 既然她这么说，我便借机反将一军：“陈总，看来你是打定主意要我去，把这么大一个公司交给我，你是觉得我行呢还是不行，如果觉得我不行，恐怕你也不会叫我去，相信你不会拿事业开玩笑。如果觉得我行，又为什么要我副职主持工作呢？那里的情况复杂，大家都知道，我副职下去，班子内耗就会加剧。既然去，我就想把精力用在业务发展上，不想消耗在打内战上。我不明白，公司既然要我去挑担，为什么不能给我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环境呢？” 停顿了一下，见陈总在静听我言，便继续说：“当然，不恢复我的正处职务，我觉得这事你不公正，对我很不公平……” “我怎么不公正？”她厉声反问。 “比我早进公司的军转干部恢复了正处，晚来的也有人恢复了职务。唯独我不能，这是什么道理？通常情况下，组织人事部门出去的干部，只要不犯错，谁不是提拔升迁出去？我在人事处三年多了，恢复我的正处级就这么难吗？明明有职数，也不给安排，别人会怎么看我，怎么看公司，怎么看你陈总，难道你真觉得让我副职去主持工作，是公平公正的吗？” 我的反问，语速不快，声音不大，却句句戳中要害，把老板给问住了。 见她紧蹙眉头，没有说话，像是在思考的样子，我便趁机来了一连串的自问自答。 “是我资历不够吗？我是1981年的副处，1983年的正处，在大军区机关任处长到现在已十二年了。这些档案里都有清楚的记载，也许你太忙了，没时间去看这些，也没有人给你说过。” “是我能力不行吗？我不敢说自己有多大的本事，但决不在多数地市经理之下，相信党组和你也是认可我的能力，不然，也不会叫我去。” “是我表现不好吗？妻子腰椎间盘突出卧床三个月，又逢女儿高考，家里的事搞得焦头烂额，我没请过一天假，没一次迟到早退，各项工作圆满完成。” 在放连珠炮的时候，我看到陈总的眼神里有惊讶、有愠怒、更有一丝不易觉察的默认，她轻轻敲击沙发扶手的手指顿了顿。或许她没料到，平时略显温文尔雅的我会如此坚定、执着地为自己争取公道，理由还如此头头是道，竟是为了减少内耗，增强团结，为了公司的发展。 见我不再说话了，她侧过头来平静地对我说：“好吧，下午就考核，看看群众通不通得过。”这样讲，她是需要台阶下。她和我心里都清楚，只要考核，大概率应该能通过。 老板说话算数，下午果真考核，果然，我顺利通过。 平心而论，这位女老总平时虽“霸气”，却是大度讲理的。我如此冲撞，她竟不计较，还立马考核扶正我。换个领导，怕没这等好事。她这份从党的事业出发的气度，让我佩服。 “通过了，当经理，干正职。”老板对我说。 “老总，真的一定要我去吗？” “这是党组的决定，可不是儿戏。” “那我还有些困难和要求想反映一下。” “说吧，家属的事怎么考虑？” “如果可能，请把她调到保险公司来，她以前是车队的会计。” “行，我叫人事去办。”她很干脆。 “机关分房，请照顾一下，我还住在部队。你说过只交流两年，这个也请在党组会上明确一下。” “没问题。”有老板这个态度，我没了后顾之忧，就能全身心工作。 “还有什么？”老板问。 “没了。”我干脆利落地回答。 “那过两天就下命令。你抓紧安排家里的事，准备上任，去了要好好干。” “放心吧，陈总，我以军人的血性向你保证，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全力以赴。”听了我这声回答，陈总紧绷了一天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争”来的经理，跟别人不同，我需要用能力来证明自己，用业绩回报公司。我本就是个做事认真的人。由此，我更加努力工作。两年后，三明公司在大灾之后的1995年，全市保费收入 2.06亿元，增长8.31 %，利润1631.7万元，增长26.69 %，五项经济考核指标，全面超额完成任务，有六个县级公司进入全省业务发展的先进单位，获得省公司的表彰。当初我若副职上任，把精力耗在理顺班子关系上，就无法拼力冲业绩，也就不可能交出这份令人满意的成绩单。1996年6月初，我结束在三明的两年任期一个月后，上级任命我进了省公司班子工作。 回望这场迫不得已的抗争，当年我为自己争来了公平，争来了一个放开手脚干事的平台，一个证明自己能力的机会。如果当时委屈赴任，心情不好，很难干出成绩来，恐怕也就不会有我后来的一切。职场中，顺从、好拿捏赢不来机会；忍声吞气，换不来尊重；被动等待，不努力争取，就可能错失机会。只有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争取机会，才能赢得舞台，实现价值，证明自己。反思三十多年前的那场抗争，我不是鲁莽，反倒是一次清醒的对公平、正义和尊严的自我坚守。这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一次经历，它助力我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作者简介： 陈耀光，江西永新人。现居福州。1964年参军，历任放映员、电影队长、干事、处长等职。先后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南昌陆军学院学习。1989年转业地方，在省、市保险公司工作。 1995年，我有幸成为三明市作协会员，在文学的土壤里埋下了最初的种子。这以后在多家报刊、杂志发表文章数十篇。2004年，我将多年来陆续发表《中国保险》、《上海保险》等行业杂志上的文章，集结出版了专业性散文体著作《哦，人寿保险》一书。阅读和写作，是我老年的精神寄托。自2015年起，我在《江山文学》、《西部文学》等多家网站以山谷、远山谷的笔名发表散文诗歌作品四百余篇，近百万字。我的创作主题多元，有游记、情感、回忆、职场管理类散文随笔，也诗歌、小说类作品，以多样的方式表现生活的千姿百态。 我八十高龄了，依然喜欢在文字的海洋里悠然荡舟，与自己对话，以此乐度老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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