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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作家,通过自由人契米形象的塑造,为中国当代文学画廊送来一个呈现异彩的人物典型.更重要的是，它又一次为我们提供了作家在人类精神文明探索之路上苦苦追求直至有所新的发见的令人欣慰使人振奋的信息：尽管“向柏科神起誓”的民俗民情依然存在，但“背着手不慌不忙”的警察已经向我们走来，并且“像在苦苦思索着自己生活中这一辈子也没有解开的什么谜”，古老民族已经不是在落后和愚昧的“伊甸园”中酣然沉睡了，她正在接受新的时代的洗礼；而日新的时代，又有什么理由成为今天的“伊甸园”？时代需要自由、痛快地发展，任何严密的法律制度在处于飞速发展的时代自由面前都将表现得无能为力。而有趣的是，真正的自由又是和科学的法律规定性相一致的，这就要求法律的更新和时代的发展保持同步性。时代也正是在这种矛盾统一和协和相谐中向前发展…… 正如笔者乏味的评论一样，设若作家将自己的这种思想和文学发见赤裸裸地诉诸于读者，则恐怕没有谁会乐于接受。作家是深得小说创作之三昧的。作家没有吝惜自己作为小说家的艺术手段，将厚积于胸的生活恩赐薄发于淋漓尽致的文学描写之中。作家在幽默诙谐的抒情风格和牧歌情调下包蕴着深厚的历史内容和强烈的时代感，曾不止一次地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而就另一方面说，无须讳言，作家作品的相近的文学命意及其构思、欲擒故纵的表现手法即选材方面的近亲繁殖，又多多少少地给读者审美心理上留下缺憾和不满足感。这，当然是我们苛求于作家的。 “文学即人学”，也是自己。作为藏族人民的忠诚儿子，布达拉宫文明的熏陶和拉萨河水的哺育，造就出作家典雅、含蓄而又朴实、真挚的艺术风格，幽默诙谐的浪漫气质与深沉凝重的严肃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个性，并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我们无幸结识作家只能从作家作品中和作家接近，在美的陶冶中接受作家理想、道德、意志、情操乃至个人交际方面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无私馈予。具体地说，小说《归》里罗珠和妮妮在风雪草原之夜相遇中的戏剧性描写，令人忍俊不禁，然掩卷思索，仿佛有一种橄榄样的东西非让你同作家一起回味咂摸不可；《没有》中一对前世冤孽的决斗，你也不只是拭目流连于当代中国西部民族这一古老野蛮的历史遗留的稀奇，更不至于在阿格布的婚礼纪念舞会的篝火旁傻了眼，你也会禁不住喷发出一种具有沉重历史压抑感、挣脱欲和强烈变革愿望的时代激情；同样，你也不会再洛达镇人高高兴兴地抬着困惑不解的流浪者朝玛曲河畔走去的队伍后面一个劲儿地哂笑…… 作为一位民族的歌者，作家将自己的艺术根系深深伸扎在生我养我的故土。在他的作品中，高原边疆生活韵律和牧歌情调描写，渗透着深沉厚重的历史内容及忧患意识，但始终洋溢着边陲民族同中原祖国同步前进的时代精神。这是今天西部文学的共同特点。若稍加考察，则可以发现这些作家（包括西部文学题材作品的东部作家）又有其各自独特的风格样式和艺术追求。张贤亮擅长通过对历史的反照和对现实的描摹，将社会生活世态人情进行“绿化”，寄寓作家良好的希愿；张承志则善于从历史学、人文地理的角度对社会作纵深的瞰察，转达作家刻意的思考；路遥似乎十分不甘人世间的不平，可以通过自传体般的文学展示，向社会、人生发出一代人的诘问；王家达、武玉笑则总是追求“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6），为社会科学研究者们呈上自己的额“白皮书”；陈凯歌初出茅庐就迫不及待地一下子扑身于他倾心向往的“黄土地”；作为西部文学鼓吹者之一的王蒙，仿佛对西部文学更感兴趣，他的追求也许要更为清醒、更为自觉一些……而我们的扎西达娃，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对西藏故土的爱以至对于整个大西部的钟情，却是“默默的，不露痕迹的，就像红脸后生对他的蓝花花婆姨一样”（7），含蓄得可掬，含蓄中掩饰不住七分责任、三分得意、一点俏皮……总之，他们的风格格调迥异，艺术追求不尽相同，与扎西达娃又有区别，却共同反映出西部文学作家作品的雄浑、旷达、粗犷、豪放而又深沉凝重，同时不失文学分寸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理性的光泽。诚然，扎西达娃不具有西部文学领衔作家的大手笔（就现阶段来说），但却以自己独特的具有奠基意义的文学贡献来充实、丰富和发展西部文学。 如果说，由于西部自然地理的铸就和对大西部的挚爱与向往，使得中国西部和外部的许多作家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西部文学，那么，每一位作家为实现这一共同的美学追求所选择的艺术道路之不同也就是可以理解并且是显而易见的了。这里不妨再就作品的选材跨度而言，从二张的作品看，他们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大都通过与内地的连挈和交流，或衬托或结合起来表现主题，而扎的作品则是纯西部的——西部风味西部的人。他笔下的人物既不像许灵均那样，从东部到西部、又到东部，甚至差点儿到了国外，也不像“他”那样（8），从北京来精灵般地沿着古老黄河溯源而上，并雄心勃勃地跋涉于横亘偌大中华东西南北各大川原水系之间，总是嘤嘤俯仰于作家赖以安身立命的故土，就像日光城头的旭日和布达拉宫塔尖上的晚霞一样稳定：自由人八次越狱成功，本“应该逃到什么地方去”，但始终没有，就连作家作品中最富于“亮色”的主人公阿格布也仅仅是“到内地出过一次差”。当然，西部文学不是一个纯地域性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应首先在作品的文学气质和艺术风格方面，而扎西达娃恰恰在这些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这个文学体。尽管如此，我们是不是仍然有理由要求作家，与自己作品的时代风格和宏大立意一样，在创作题材领域方面冲出本民族，从自己惨淡经营的一囿天地中走出去，携手西部文学作家群，展开文学理想的翅膀，在整个中华乃至世界的天宇中翱翔。 现在，当我们论及西部文学的时候，大概总不能无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西部文学实际指的是大西北文学。这一提法因袭了现行行政区划的习惯指称西北五省区——新疆、宁夏、甘肃、青海、陕西。若单从行政管辖这一角度看，是较为合理的，倘就地理文化文明（当然包括文学）的亲缘关系说，这就很难界定甚而未免不科学。陕西，现代史上固有“陕甘宁”从事民族解放斗争的团结，而悠久史传中的“川陕”、“晋陕”、“陕绥”的文化联系似乎更为频仍和缘近一些。陕西这块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对于中国西部的文化文明具有发蒙和推进意义的勋劳，而对于我国东部、南部、北部亦然是同等重要的。此则为西部概念造成模糊。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地理角度说，还是从精神实质方面考察，西藏不仅理应归属西部而且更具有西部特色。且不说自二叠纪始至上新世末以降的经过远古地壳运动形成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首先将西藏和包括青海在内的中国西部连成一体，况且传为美谈的与昭君出塞合为姊妹篇的文成公主入藏史话中的布达拉宫和日月山，这一历史维系的纽结又是解不开、扯不断的。尤为重要的是，珠穆朗玛峰、雅鲁藏布江、拉萨河等西藏地理上的雄奇、险峻、魁伟、浩瀚与广袤以及这种自然地理浸润下的民俗民情、千古传说直至宗教信仰，无不显示出和正在显示着其恢宏、旷达、古朴、雄浑等整体方面西部美。固然，在当今文坛上，“新疆诗派”、“新边塞诗派”的诗作，张贤亮、张承志、路遥、王蒙、王家达、武玉笑、邵振国、张宇、和郑义等西部或非西部作家的西部小说，以及电影《牧马人》、《人生》、《生命的火焰》、《天山的红花》、《天山深处》、《黄土地》乃至《西部电影》、《中国西部文学》等文艺作品刊物的相继出现，构成了声势浩大的西部文学工程。而与此同时，活跃在祖国西南莽原上的藏诗新秀和小说家群这支轻骑兵队伍又时时撞进大家的视野：藏族诗人汪戴尔的《日落向往》、藏籍山东女诗人马丽华的组诗《大草原》、陆高的《西部小曲》、刘连进的《高原印象》以及昊夫、洋滔、马原、王远舟、詹士华、藏青、蔡椿芳等人的创作，无不为中国西部文学增添异采。而扎西达娃则是中国西部文学西藏作家群中最引人瞩目成就最大的作家之一。 当然，这里，我们决没有为西部文学正名的意思，也不是为方兴未艾的中国西部文学来一个“户籍普查”，更不是希图为西藏作家在西部文学中争得一席之地。文学批评的历史告诉我们，考察一个作家或某一文学流派，若不从作家作品的文学气质和艺术风格方面考虑，是很难作出令人满意的公正评价的。这里，我们只是想表明：扎西达娃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而首先是属于西部的。他的创作无疑是中国西部文学中不可多得的佳品，并且是在钟惦棐先生提出“西部电影”之前就曾和张贤亮的《灵与肉》一起为西部文学作出了奠基意义的贡献。只是，也许当时作家的名气还不够大，甚至今天还没有为西部文学的批评家们的望远镜所扫描到，但我们却不能忽视这位作家在中国西部文学中的位置。 作家今年二十六，步入文坛已经数载，是中国西部文学中为数不多的藏族青年作家。他不以猎奇取胜，在他的作品中却可以看到意境的奇崛。他不以多产来显耀自己，以期赢得读者和同行们的青睐，却以沉甸甸的掷地有声的几部作品，获得文学家的刮目。作家踏上文坛，起点是较高的。1982年的《归途小夜曲》，获上海《萌芽》荣誉奖，1983年的《没有星光的夜》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1983年短篇小说选》，《江那边》多次夺魁，新近发表的《洛达镇轶事之一.自由人契米》则为1985年二月号《拉萨河》的压卷之作。如果说《归》是一支才露尖尖角的小荷，《没有》还没有摆脱初露锋芒的稚嫩和未成熟感，那么《自由人契米》则是一颗成熟老到的芒果了，并且在这颗成熟了的果实后面，我们还将看到一篇繁茂的金灿灿的果林婆娑于祖国西南之巅。
注：（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8页 （2）、载《民族文学》1983年第一期 （3）、刘再复：《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 （4）、载《拉萨河》1985年第二期 （5）、伯纳德.欠瑞给海明威关于《老人与海》的一封信。转引自《文学评论》1984年第三期，陈素琰《论宗璞》 （6）、托尔斯泰《日记》，1865年9月30日。《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一册200——201页 （7）（8）、张承志《北方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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