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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改革、开放、搞活 ——西部文学东渐的社会原因 西部文学东渐，从根本上说，是西部文学思想的东渐，是西部文学率先由文学的主体性一一本体性回归的同时代觉醒和民族性格之高扬的横向推进。在这种东渐推进过程中，体现出社会主义文学的当然色彩。 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观点告诉我们：美，源于实践。文学是美，美学家们谈美的时候，无不与文学维系在一起。美生来就遭到文学的纠缠，美与文学与人类社会与生俱来。一切人类艺术之美无不基于文学。西部文学之所以受到文学界的广泛瞩目，并且以迅猛之势东渐整个华夏，首先得益于其文学思想之美。而这种文学思想之美恰恰与社会主义中国当时代改革开放相表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划时代改革，为文学之美由文学的主体性—本体性回归提供了可能。而富于战略意义的“西部开发”，则直接为西部文学问津当代文坛、带来契机。以“改革、开放、搞活”为宗旨的时代改革首先对人的思想的解放使文学获得了自身存在的权利。作为精神生产者的作家有可能“用自己的大脑而不是用自己的臀部”进行思考了，作为精神产品的作品可以不受非文学因素的干扰实现其自身的审美价值。这两个方面共同完成了文学主体性自觉，并渐趋于文学本体性回归的可人势头......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当代时代自省的显著标志。否则，就没有时代的腾飞，更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也就没有西部文学。西部文学的阳刚之气、犷悍之美是中华腾飞的精神表征。许灵钧的今非昔比，高加林的反身入城（当然不必讳言其后来的被遣返），“他”（《北方的河》）的奋进搏击，章永麟的雄性恢复，岂不正是时代狂飘突进扶摇的写照么？于是读者看到，《明天，还有一个太阳》、《古尔特的精灵》、《黑骏马》、《肖尔布拉克》、《盗马贼的故事》、《麦客》、《清凌凌的黄河水》、《麦尔冬草原》、《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在伊犁》……等等和着时代变革节奏的西部文学集团掘进，并且，这种掘进唤起了九州方圆神州大地上的共同审美努力，这当是引为欣慰的。 辩证唯物主义启示我们：物质决定意识。社会主义国家同一国体政体之下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思想和审美理想的同一性。表现在文学上，则是作为精神文明之一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审美指向的统一性、相似性和趋同性：如果说《绿化树》不是西部所固有的，则《北方的河》即不能为通常意义上的西部文学所涵纳。倘说张承志的《黑骏马》、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邵振国的《麦客》、张宇的《活鬼》、郑义的《老井》、《远村》（西部文学习惯指称西北五省区，本文引例已不限于此，后两者属于包括山西等在内的广义的西部）是典型的西部文学西部题材西部风格，那末郑万隆的《野店》、陆文夫的《井》、冯骥才的《神鞭》等又当作何解释？更有阿诚的《树王》、王安忆的《小鲍庄》、扎西达娃的《洛达镇》以及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文化，并马原、晓剑、艾煊、汪曾祺、刘绍棠、古华、王兆军、周梅森、李奎武、包立伟、彭见明、叶蔚林、陶正、张曼菱、韩少功、莫言、朱晓平、李宽定、张炜、洪峰、聂鑫森、陈世旭、邓友梅、谭甫成、陈洁、陆星儿、赵本夫、陈村、程乃珊、孔捷生、乌热尔图、林元春，白雪林、贺彤彬、有景宜、孙健忠、蔡测海……等又当怎样理解？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首先是它的社会性，表现在文学上，即为文学审美理想的趋同性。文学思想的审美具有强烈的先天的社会性特点。社会主义与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格格不入，《红楼梦》不同于《三国演义》不同于《西游记》不同于《聊斋》不同于《拍案惊奇》；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奋斗亦不可同日而语一一海明威不同于马克.吐温不同于卡夫卡不同于福克纳……只有社会主义的共同社会思想和审美理想、美学趣味才会导致文学的审美趋同性（不单文学内容，即使在文学形式上，人们不是频频慨叹“各领风骚没几天”么，其道理盖源于此）屏此，得不出任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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