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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作家、作品与读者 一一西部文学东渐的自身原因 前面，我们考察了西部文学东渐的历史、社会原因，并且是从西部文学思想角度就其健康发展宏观方面而言的；而从文学艺术的自身角度说，从西部文学作家、作品与读者等微观方面看，则西部文学东渐尚存在如下诸多复杂，并不能不引起读者注目。 首先，西部文学领衔作家不甘寄审美趣味于一庖一隅，或者说躁动不安的当代文坛，急骤的时代变革、多元化社会思考，使作家不能踯躅于某一领地盘桓。作家作品的文学观照于宏观审视之下在审美指向微观把握上的游移和分化，形成西部文学出现暂时解体和东渐流向的势头。 其一，作为西部文学领衔作家之一的张贤亮，继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推出的《灵与肉》和《绿化树》等唯物主义启示录系列篇以来，使人看得出作家耕耘于西部题材范围内的躁动不安，作家不再拘囿于特定审美圈中的文学创造了。在他的作品中，如果说许灵钧的《灵与肉》的理论裁决早就暴露出有逃逸西部的倾向，则章永麟的于美国饭店中的“红袖漆香夜读书”表明，《绿化树》本来就不是西部文学所特有的。特别是他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则更走了极端，与西部文学相去甚远，并向哲学巨人委身巧笑，致使不单西部文学而且让文学本身“肾亏”。尤其令人困惑不解的是，经过一年多的沉默，作家将向读者献出的不再是让作家自己出人头地的西部作品，也不是《男人》＝文学＋哲学杂交生成的又一代新种，而是翻出了中学生生活为题材的新花样《早安，朋友》，作家同时不无得意地宣称其再见“轰动”。这位被人们称为“当代文学中的理性主义者”其理性到何种程度，读者将拭目以待。 其次，领衔作家开始富于战略意义的反思文学远征，使西部文学在与寻根文学的短兵相接中主帐空虚。 与张贤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读者公认为西部文学的大手笔张承志于《北方的河》之后，他的文学犁铧则更为自觉更沈毅地插入西部文学纵深地带开掘，同时矢志不移地力求将西部文学提高到一个新的审美层次。他在自己的一篇散文（光明日报86年11月2日《金积堡》）中表示：“不是为了研究，不是为了写作。”由此可见 他对于西部文学的审美追求将持之一贯于社会学、历史学、美学、人文地理学角度的刻意思考从而赋予其更深刻、更厚重、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即一如《河》一样，则为一般意义的西部文学所涵纳，所牢拢。路遥的长篇新作《平凡的世界》也将读者的视线从西部高原黄土路上牵向更为广漠的人生社会川塬河野。尽管这时的张宇、郑义等中坚作家抛出了一系列重型炸弹，但似乎并未能引起文学界的十足惊觉，并且在全国范围内的寻根文学浪潮中又似乎显得吨级不够。纵然柯云路的《新星》（原名《古堡》）光照四野六合，然而毕竟未能抹去读者心目中羁旅孤军之悲凉。至此，西部文学东渐已成定局。 再次，西部文学东渐，表现为西部文学一一寻根文学东渐。西部文学自《灵与肉》、《人生》始。真正的西部文学工程建设则奠基于《当代文艺思潮》发起的“西部文学笔谈”之后，即1985年。短短一年，西部文学大厦未见耸起，倒汹涌起寻根文学的热浪。这是西部文学的研究者们所始料未及的。 西部文学东渐自然形成，大势所趋。“寻根热”文学批评冷却不了寻根热，批评处心积虑，无力回夭。历史规律使然，可见人为力量的局限。 于此同时，西部文学——寻根文学追求招致了一些缺乏准备的写家们的东施之效，使寻根（包括西部）文学泥沙俱下，又使西部文学自身声誉受损，从另一意义上加速西部文学东渐的进程。 复次，西部文学东渐，有其先天的必然性。西部文学的理论倡导与创作上的豁达气派、吞天慷慨极不相称，表现在对山西、西南作家群的携手团结上，流露出一定的“小家子气”。后来《当代文艺思潮》作了大量工作，包括组织座谈、笔谈、约稿等，但终未能得到藏文学界等的广泛支持。尚且，缺乏一个坚强的过得硬的文学中坚。除少数具有相当审美定势的中坚力量外，大多数西部作家尚处于扪烛扣盘的非自觉摸索中。西北边陲新疆不仅缺乏西部文学大家手笔而且对西部文学的理解也似乎仅仅是停留在狭隘地域意义――边塞文艺上。从另一方面说，西部文学的威信，于正在崛起的时代面前，似乎很难得到文学意气的承认，在精神（文学）领域，无神论者反对任何权威。 最后，八五年下半年至八六年中寻根文学浪潮以浩大之势囊括西部，并以其汹涌澎湃的逆向迎接取而代之，使西部文学呈全面解体之势，最终以寻根文学席卷当代文坛从而完成西部文学——寻根文学的全面东渐。 八五年初，当西部文学工程营地未扎、蓝图初描之际，东北、东南、西南的有志有识之士已经在那里蠢蠢欲动了。微言之，当张贤亮还在惨淡经营着他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时，张承志未遑捉笔，抑或正在设计着他的《金牧场》，路遥们正在他们的“平凡的世界”里长途跋涉，这时，塞北海南东瀛西土却早已隐隐传来苍凉的进军鼙鼓和沉郁悲仕的“四面楚歌”：郑万隆的《野店》、陆文夫的《井》，贾平凹的《野山》、扎西达娃的《洛达镇》、王安忆的《小鲍庄》、程乃珊的《女儿经》、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刘心武的《钟鼓楼》、孔捷生的《大林莽》、马原的《喜玛拉雅古歌》、叶蔚林的《五个女子与一根绳子》、何士光的《远行》、何立伟的《山雨》、韩少功的《爸爸爸》、冯骥才的《神鞭》、阿诚的“诸王”……操刀挟盾，长矛短铗，覆压而来，好一派腾腾杀势，着实令人眩目。气象万千的中国当代文学反映（无须用表现）着气象万千的廿世纪八十年代时代变革，反映出中国现阶段整个社会审美理想和时代精神文明的擅变与突进。时代思想指向通过文学表现出来，文学永远遵从先驱者的无声指令。文学时代规定着时代文学的审美选择，开拓精神、忧患意识与雄性觉醒较之西方社会之荒诞感、末日感、无为意识尤显得弥足珍贵，且更为实惠。人类就是讲实惠的人类（真、善、美一家），时代也正是讲实惠的时代（现实口号）。让《百年孤独》永远“孤独”去吧，《圆形废墟》终归是一堆“废墟”，《第廿二条军规》束缚不了“尤索林”，而人的世界又怎能摆脱人的束缚？请直面人生吧，朋友！“一千步”的“领袖”只能赢得历史读者的钦敬，却很难得到现实人们的认可。 另外，在寻根文学逆向迎接西部，在西部文学全面东渐之大通融、大汇合的浪潮翻卷之中，有几支脉脉细流的注入一一奔腾跳跃而来颇令人注目，且耐人寻味。其间，不乏深层审美观照下的微妙：扎西达娃宾至如归般地在他的洛达镇上信步，张承志如鱼得水在他的北方的河中徜徉，贾平凹、李杭育、古华、刘绍棠自有他们的江河湖海、瓜田李下自不消说，而一贯以“贴近时代”著称的“改革文学”旗手蒋子龙也于和乔厂长一阵亲热之后，端起了“锅碗瓢盆”敲敲打打了一阵子，最后不得不奏起“燕赵悲歌”来，素称“甜美”的王安忆拈起了那片“金灿灿的落叶”，走完了“本次列车终点”的最后旅程，倒也在“小城”之中恋上了一回，最终还是在“小鲍庄”里找到了归宿。张洁深感“翅膀”的沉重而有“方舟”，刘心武长短“镜头”打过踅进了“钟鼓楼”……此不也给人以启示么？ 统而言之，西部文学一一寻根文学全面东渐之完成，构成了新时期文学时代反思，反思文学发展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学主潮，是中国当代文学繁荣的主要标志，也是整个中国社会时代繁荣首先是思想繁荣的主要标志，这种繁荣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将载入中国文学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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